关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享受协定待遇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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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享受协定待遇的通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享受协定待遇的通知
国税函[2010]6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日本金融公司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享受协定待遇的通知》（国税函[2008]837号），“日本金融公司”（Japan Finance Corporation, 简称JFC）可以享受中日税收协定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免税待遇。现经日本税务主管当局确认，“日本金融公司”（JFC）在日语中用汉字表述为“日本政策金融公库”。鉴此，“日本政策金融公库”可以享受中日税收协定的有关待遇。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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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龙胜：套取扶贫款案的错误法律思维！
龙君钱（苗族）
案情是广西龙胜扶贫办罪犯非法“套取”国家扶贫款，经领导集体决定后私分给单位员工。我在研讨之一中（资料4）认为此种套取行为已经触犯了贪污罪，依现行刑法应定贪污罪。我也在本案研讨之二中（资料5），阐述了二者的具体区别与认定。而桂林中院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定罪显然有误。
从这个案例，我亦可看出。我国司法界还处在一个“法治扫盲”的阶段，甚至连《中国法院网》这样的权威媒体也跟着犯常识性的错误。加上其他地方媒体的袒护，使得这样的案例成为一种权威。但实质上，很多时候那些权威，是站不住脚的。如04年到我们广西南宁搞“物权法理论研讨会”的江 平教授，就在著名的重庆钉子户拆迁案中，被“钉子户”击败。当然这种背后深藏了什么样的利益，我们就不深究了。（关于江老被钉子户击败的详细情况可参见薛涌的《仇富》）
本案中，所有认为本案定私分国有资产的法律人员或者非法律人员，我认为他们至少犯了以下两种错误：
首先，混淆了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就本案而言，行为人将国有扶贫款（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通过非法手段转移到自己所在单位的名下，这是行为人的目的。这些被转移款物也就形成了所谓法律意义上的“赃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行为人的动机如何，是生活急需钱，还是贪污享受。也不管是为了和其他所有同伙私分，还是为了给单位“增加收入”等，都不影响贪污罪的成立。其实行为人声称动机是好的，只是帮同伙搞点“钱”花，或者仅是帮单位“增加点收入”等都是为了掩盖犯罪事实、规避刑法、企图逃脱法律严厉的制裁。
在实践中，也经常发现有些贪生怕死之辈，在套取国家资产后，因惧怕刑法对其个人进行惩罚，所以以单位集体私分为借口，加上刑法从某种程度上对公务人员犯罪的“宽容放纵”（如张明楷教授在《法益初论》认为刑法分则的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犯罪的规定，与刑法总则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不相符），再加上司法人员常被案情某些内容所迷惑，以至得出有误的结果。
因此，对已经触犯贪污罪的行为人定私分国有资产罪，显然是混淆了犯罪的动机和目的。
其次，认为本案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实质上也就承认了“赃款去向决定此罪与彼罪”的谬言
我们在“炒冷饭”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有观点认为本案属私分国有资产罪，即行为人套取国有资产后，经集体研究决定后私分给员工的行为定私分国有资产。鉴于此，我举了个例子，同样的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国有资产。经领导集体决定后，将十万余元“赃款”分给龙胜那些因没钱吃饭而伐林的贫农构成何罪？对方观点认为是“涉嫌共同贪污”，从对方观点，我们可看出，对方实际上市承认和支持“赃款去向决定”这样的荒谬观点。
在《广西的政法管理学院学报》（详见资料2）中，一名为林幼红的学者认为“。。。赃款去向不是贪污罪的必备要件，可以制止犯罪分子钻空子，有利于打击犯罪。如果将赃款赃物的去向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必然让罪犯有机可乘。。。”
所以，这种赃款去向决定罪与非罪（或者决定此罪彼罪）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我们也不必继续骜述。
综言，本案中广西龙胜扶贫办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套取扶贫款，使得该赃款得以私分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中的贪污罪。加上所涉款物为国家扶贫款物，应从重处罚即按刑法的规定7年以上有期徒刑。（龙于陋室 2010-3-12凌晨）
优秀图书推荐：
1、肖扬：《反贪报告》 法律社 09年8月版 48元
2、林幼红：《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03年4月18卷
3、江平来广西南宁的资料详见：《中国物权法理论研讨会议综述》冯桂荣等著 04年第5期《法学评论》第155页
4、龙君钱《本案研讨之一：扶贫办套取扶贫款应定贪污罪》 东方法眼
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al/201002/20100209090601.htm
5、龙君钱《本案研讨之二：贪污罪和私分罪的具体区别认定》 中国国资网
http://www.guozi.org/data/news/index.php?modules=show&id=55803
作者：龙君钱（苗族） 广西龙胜人 法律交流：longlong-161@163.com
来源：东方法眼 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al/201003/20100312214529.htm
对伪证罪的分析与认定
郭辉
如何确定伪证罪，是司法实践中一大难题。根据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的经验总结和实际情况，笔者以为在兼顾公正与效率情况下，应从立法上进一步对伪证罪予以明确、细化和完善。
犯罪嫌疑人甲是一个国有公司的经理，他利用职权将9000元公款据为已有。在检察机关讯问过程中，甲辩称其将9000元作1997年年终奖金，在副经理、司机及其本人三人中分了。副经理及司机表示在1997年年终并没有收取过年终奖金。根据副经理、司机的证词和其他相关证据，检察机关以贪污罪将甲移送起诉。在起诉过程中，副经理和司机在律师和起诉部门取证中表示：甲将该9000元公款作1997年年终奖金在三人中分配，副经理和司机从中分得3500元和1700元。检察机关再次取证中，副经理承认自己在侦查过程中所说的是实话，不过考虑到甲可怜，就为其作了伪证。而司机则外逃。基于这份证词和其他相关证据，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对甲作了有罪判决。甲不服上诉，在二审过程中，副经理再次向律师、法院作证称：其知道甲将9000元公款在三人中分配一事，并称自己分得3000元。检察机关又向副经理取证，副经理再次表示自己作了伪证，而作伪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同情甲。
针对这个案例，我们提出以下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果副经理坚持其伪证行为，司法机关能否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如果副经理知道司机的下落，但在司法机关取证时谎称不知道，那么这种行为会构成伪证罪吗？三是如果副经理在司法机关取证中保持沉默，我们应当如何认定其行为？
一、副经理伪证行为不会构成犯罪
(一)副经理伪证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针对第一个问题，司法实践所能给出的答复是：如果副经理坚持其伪证行为，那么司法机关将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伪证罪的规定可以看出，证人构成伪证罪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观上意图陷害他人，客观上故意作虚假证明；二是主观上意图隐匿罪证，客观上故意作虚假证明。那么，我们从本案的两个阶段来分析副经理的行为是否会构成犯罪。
在副经理第一次作伪证时，甲正处于起诉阶段。假设副经理隐匿甲罪证的行为得逞，甲将极有可能因无罪而免诉。在这种情况下，甲既然“无罪”，副经理当然不会存在“隐匿罪证”的行为，从而司法机关不可能以伪证罪第二种情况来对副经理立案侦查；对伪证罪第一种情况而言，副经理会有许多理由来说明其在侦查阶段的证词不会是“意图陷害”甲，甲也会证明副经理不会“意图陷害”他。这样，司法机关将不可能以伪证罪第一种情况来追究副经理的法律责任。所以，在副经理第一次作伪证时，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对其形成突破，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甲会“无罪”，而副经理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副经理第二次作伪证时，甲已经一审宣判有罪并判刑，该案正处于二审期间。假设副经理的伪证行为得逞且其一直坚持其伪证证词，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甲同样极有可能因“事实不?[，证据不足”而最终被判“无罪”。司法机关仍不能以伪证罪第二种情况来对副经理立案侦查；当然，基于甲因副经理的证词被一审宣判有罪，可以考虑按照伪证罪的第一种情况来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这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的。因甲被判无罪，检察机关将处于相当的压力之下，如果再追究副经理的伪证行为，会使检察机关面对更大的压力。所以，在副经理第二次作伪证时，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对其形成突破，那么，甲将会“无罪”，副经理也不会受到法律追究。
因此，就本案而言，副经理的伪证行为可以认为没有任何风险，伪证罪的规定在本案中，将无法适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副经理承认了自己的伪证行为之后，他反而有可能因伪证罪被追究法律责任。
(二)、伪证罪内在的不完善。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这是因为新刑法在伪证罪的规定上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从根本而言，作伪证的目的不过是致人以罪和使犯罪人脱罪这两种。企图致人以罪就是前述的伪证罪的第一种情况“意图陷害他人”，使犯罪人脱罪就是前述的伪证罪的第二种情况“隐匿罪证”。虽然这是伪证者的主观目的，不过，如果将其作为伪证罪的主观方面在刑法中界定出来，就会在司法认定中引起问题。例如：就伪证罪的第二种情况而言，当刑法将“隐匿罪证”作为伪证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来规定时，就将伪证罪与伪证人企图证明的犯罪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当伪证所针对的犯罪被法院认定之后，伪证罪才成立。所以，这种联系本身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中它使伪证罪难以认定。
就本案而言，副经理的证词在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将是对证明甲贪污行为的最有力证据，即：副经理如实作证，就将认定甲将9000元据为已有，甲构成贪污罪；副经理作伪证，就将否认甲将9000元据为已有，甲“无罪”。所以，当副经理作伪证后，就将面对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在检察机关询问时，承认自己的伪证行为，从而甲构成贪污罪，自己构成伪证罪；二是在检察机关询问时，否认自己有伪证行为，坚持伪证证词，则甲“无罪”，自己亦“无罪”。基于目前伪证罪规定造成的这种选择，不仅使伪证人在实际上无可选择，也使检察机关在取证上难度加大。
(三)、思考与借鉴。伪证罪在客体上是妨碍司法秩序的犯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伪证行为人的行为只与其是否故意作伪证有关，至于这种故意的目的是什么，并不会使这种行为的性质发生变化。因此，如果将伪证罪的客观方面以“对司法机关不实陈述”为要件，主观方面只以行为人“故意”实施伪证行为为要件，应更符合伪证罪的实际。
国外的一些立法提供了借鉴。《法国刑法典》第434-13条规定：“向任何法院或者向任何执行另一法院之委托办案的司法警察官员宣誓作伪证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但如作伪证的人在预审法院或判决法院作出终结审判程序的裁定之前，自动撤销其证明者，不罚”i。《加拿大刑事法典》第131条规定：“(1)、在适用第(3)款之前提下，任何人明知其陈述不实，仍意图误导，以誓言或庄严声明，宣誓书，庄严声明或证词或口头形式，面对经合法授权可听取证据者作不实陈述，为伪证罪。(2)、无论是否于司法程序中作出第(1)款述及之陈述，第(1)款均适用。(3)、对未经法律特别许可，授权或要求的作证者作出第(1)款述及之陈述，第(1)款不适用”。上述国家关于伪证罪的规定，都以伪证者“宣誓伪证”或“不实陈述”作为伪证罪的客观方面，以伪证者故意作伪证为其主观方面，从而不将其与伪证所针对的犯罪相联系。法国刑法还规定伪证人自动撤销伪证的，不罚，以鼓励伪证者自动承认其伪证行为，免除了伪证人在作伪证之后的两难处境。
从法理而言，伪证是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在界定伪证罪时将其与伪证针对的犯罪区分开，这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就笔者前述案例而言，如果刑法中规定以“证人不实陈述”为构成伪证罪的客观要件，以行为人的“故意”为主观要件，那么，无论该副经理在起诉和二审中如何作伪证，是否坚持其伪证都不会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其以伪证罪立案侦查；如果刑法中进一步规定“在法院判决前，伪证者自动承认其伪证行为的，不罚”，那么，这将促使该副经理尽快改正其伪证行为。
二、“不实陈述”的含义
前述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副经理知道司机的下落，但在司法机关取证时谎称不知道，那么这种行为会构成伪证罪吗？这个问题的涉及到伪证罪中“不实陈述”iii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刑事诉讼包括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和法院判决活动。这些活动必然要通过询问知道案件事实或知道与案件有关事实的证人来达到查明案情的目的。所以，证人作证的义务，既包括对案件事实作证，也包括对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作证。而证人无论对上述任何一点作伪证，都是没有尽到其法定义务，必将妨害司法机关的活动，从而构成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如果针对的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或与侦查、起诉活动有重要关系的事实，则构成犯罪行为。法国刑法典第434-12条专门规定：“公开承认自己认识重罪或轻罪之罪犯，但拒绝回答法官就此向其提出的问题的，处1年监禁并科10万法郎罚金。”iv从这一条文可以看出，法国刑法不仅认可证人必须就与侦查、起诉活动有重要关系的事实如实作证，而且还专门就犯罪嫌疑人问题做出专门的规定，将其从伪证罪中分离出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实陈述”是行为人针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或与侦查、起诉活动有重要关系的事实，故意做出的违反客观事实的陈述。
三、证人、沉默权、拒绝作证权
前述第三个问题，就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证人拒绝作证的问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作证可能出现的情况，除如实作证、作伪证外，还有拒绝作证。拒绝作证体现为在司法机关取证过程中，证人以保持沉默、公然拒绝作证等方式不履行其作证的义务。证人拒绝作证，当然不是作伪证，不过，这同样也是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它没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在此作一探讨。
沉默权是西方国家无罪推定体系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尊重犯罪嫌疑人在作出陈述方面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要求司法机关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不因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或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而使其承受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所特有的。而证人，则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都要求其必须如实作证。我国刑法中，证人必须如实作证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也就是说，证人必须把所知道的案件事实全部如实告诉司法机关，可见作伪证、拒绝作证都是违法行为。
西方国家除规定了证人必须如实作证及伪证罪外，对证人拒绝作证还作了具体的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七十条规定：“(一)证人无法定理由却拒绝作证、宣誓的，要承担因拒绝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和不能交纳罚款时易处秩序羁押。(二)为了强制作证，也可以命令羁押，但羁押时间不得超过本诉讼审级程序的终结时间，也不得超过六个月。”《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07条也有着相类似的规定。
当然，西方国家在规定证人必须如实作证的同时，还赋予了证人拒绝作证权，其基本内容为犯罪嫌疑人的配偶、订婚人或其他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神职人员可拒绝提供忏悔者的秘密，辩护人、医生可拒绝提供因职业获知的秘密等等。这些规定是西方国家基于对家庭、职业的利益、价值的考虑而设立的，与沉默权相区别的，与证人作证义务相配套的，建立于“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之上的法律规定。因此，它并不适合于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证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不能以沉默等方式拒绝作证的。当然，为了使因此证人不能拒绝作证。当然，为了使我国司法机关在取证过程中能够更有效率，应当把证人拒绝作证的刑事责任以及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和经济措施予以配套，并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
四、立法建议
综上所述，建议我国刑法对伪证罪的构成要件作相应的修改，以“对司法机关不实陈述”为伪证罪的客观方面要件，以“故意”实施该行为为主观要件，并且规定“在法院判决前，伪证者自动承认其伪证行为的，不罚”。此外，增加证人拒绝作证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对证人的保护措施、经济措施的规定。相信，这可以使伪证罪的立法更为完善。
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
龙君钱（苗族）
案情是广西龙胜扶贫办罪犯非法“套取”国家扶贫款，经领导集体决定后私分给单位员工。我在研讨之一中（资料4）认为此种套取行为已经触犯了贪污罪，依现行刑法应定贪污罪。我也在本案研讨之二中（资料5），阐述了二者的具体区别与认定。而桂林中院以私分国有资产罪定罪显然有误。
从这个案例，我亦可看出。我国司法界还处在一个“法治扫盲”的阶段，甚至连《中国法院网》这样的权威媒体也跟着犯常识性的错误。加上其他地方媒体的袒护，使得这样的案例成为一种权威。但实质上，很多时候那些权威，是站不住脚的。如04年到我们广西南宁搞“物权法理论研讨会”的江 平教授，就在著名的重庆钉子户拆迁案中，被“钉子户”击败。当然这种背后深藏了什么样的利益，我们就不深究了。（关于江老被钉子户击败的详细情况可参见薛涌的《仇富》）
本案中，所有认为本案定私分国有资产的法律人员或者非法律人员，我认为他们至少犯了以下两种错误：
首先，混淆了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就本案而言，行为人将国有扶贫款（国有资产）的所有权，通过非法手段转移到自己所在单位的名下，这是行为人的目的。这些被转移款物也就形成了所谓法律意义上的“赃物”。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行为人的动机如何，是生活急需钱，还是贪污享受。也不管是为了和其他所有同伙私分，还是为了给单位“增加收入”等，都不影响贪污罪的成立。其实行为人声称动机是好的，只是帮同伙搞点“钱”花，或者仅是帮单位“增加点收入”等都是为了掩盖犯罪事实、规避刑法、企图逃脱法律严厉的制裁。
在实践中，也经常发现有些贪生怕死之辈，在套取国家资产后，因惧怕刑法对其个人进行惩罚，所以以单位集体私分为借口，加上刑法从某种程度上对公务人员犯罪的“宽容放纵”（如张明楷教授在《法益初论》认为刑法分则的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犯罪的规定，与刑法总则有关共同犯罪的规定不相符），再加上司法人员常被案情某些内容所迷惑，以至得出有误的结果。
因此，对已经触犯贪污罪的行为人定私分国有资产罪，显然是混淆了犯罪的动机和目的。
其次，认为本案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实质上也就承认了“赃款去向决定此罪与彼罪”的谬言
我们在“炒冷饭”讨论这个案子的时候，有观点认为本案属私分国有资产罪，即行为人套取国有资产后，经集体研究决定后私分给员工的行为定私分国有资产。鉴于此，我举了个例子，同样的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国有资产。经领导集体决定后，将十万余元“赃款”分给龙胜那些因没钱吃饭而伐林的贫农构成何罪？对方观点认为是“涉嫌共同贪污”，从对方观点，我们可看出，对方实际上市承认和支持“赃款去向决定”这样的荒谬观点。
在《广西的政法管理学院学报》（详见资料2）中，一名为林幼红的学者认为“。。。赃款去向不是贪污罪的必备要件，可以制止犯罪分子钻空子，有利于打击犯罪。如果将赃款赃物的去向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必然让罪犯有机可乘。。。”
所以，这种赃款去向决定罪与非罪（或者决定此罪彼罪）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我们也不必继续骜述。
综言，本案中广西龙胜扶贫办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套取扶贫款，使得该赃款得以私分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中的贪污罪。加上所涉款物为国家扶贫款物，应从重处罚即按刑法的规定7年以上有期徒刑。（龙于陋室 2010-3-12凌晨）
优秀图书推荐：
1、肖扬：《反贪报告》 法律社 09年8月版 48元
2、林幼红：《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03年4月18卷
3、江平来广西南宁的资料详见：《中国物权法理论研讨会议综述》冯桂荣等著 04年第5期《法学评论》第155页
4、龙君钱《本案研讨之一：扶贫办套取扶贫款应定贪污罪》 东方法眼
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al/201002/20100209090601.htm
5、龙君钱《本案研讨之二：贪污罪和私分罪的具体区别认定》 中国国资网
http://www.guozi.org/data/news/index.php?modules=show&id=55803
作者：龙君钱（苗族） 广西龙胜人 法律交流：longlong-161@163.com
来源：东方法眼 http://www.dffy.com/sifashijian/al/201003/20100312214529.htm
对伪证罪的分析与认定
郭辉
如何确定伪证罪，是司法实践中一大难题。根据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的经验总结和实际情况，笔者以为在兼顾公正与效率情况下，应从立法上进一步对伪证罪予以明确、细化和完善。
犯罪嫌疑人甲是一个国有公司的经理，他利用职权将9000元公款据为已有。在检察机关讯问过程中，甲辩称其将9000元作1997年年终奖金，在副经理、司机及其本人三人中分了。副经理及司机表示在1997年年终并没有收取过年终奖金。根据副经理、司机的证词和其他相关证据，检察机关以贪污罪将甲移送起诉。在起诉过程中，副经理和司机在律师和起诉部门取证中表示：甲将该9000元公款作1997年年终奖金在三人中分配，副经理和司机从中分得3500元和1700元。检察机关再次取证中，副经理承认自己在侦查过程中所说的是实话，不过考虑到甲可怜，就为其作了伪证。而司机则外逃。基于这份证词和其他相关证据，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对甲作了有罪判决。甲不服上诉，在二审过程中，副经理再次向律师、法院作证称：其知道甲将9000元公款在三人中分配一事，并称自己分得3000元。检察机关又向副经理取证，副经理再次表示自己作了伪证，而作伪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同情甲。
针对这个案例，我们提出以下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果副经理坚持其伪证行为，司法机关能否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如果副经理知道司机的下落，但在司法机关取证时谎称不知道，那么这种行为会构成伪证罪吗？三是如果副经理在司法机关取证中保持沉默，我们应当如何认定其行为？
一、副经理伪证行为不会构成犯罪
(一)副经理伪证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针对第一个问题，司法实践所能给出的答复是：如果副经理坚持其伪证行为，那么司法机关将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伪证罪的规定可以看出，证人构成伪证罪有两种情况：一是主观上意图陷害他人，客观上故意作虚假证明；二是主观上意图隐匿罪证，客观上故意作虚假证明。那么，我们从本案的两个阶段来分析副经理的行为是否会构成犯罪。
在副经理第一次作伪证时，甲正处于起诉阶段。假设副经理隐匿甲罪证的行为得逞，甲将极有可能因无罪而免诉。在这种情况下，甲既然“无罪”，副经理当然不会存在“隐匿罪证”的行为，从而司法机关不可能以伪证罪第二种情况来对副经理立案侦查；对伪证罪第一种情况而言，副经理会有许多理由来说明其在侦查阶段的证词不会是“意图陷害”甲，甲也会证明副经理不会“意图陷害”他。这样，司法机关将不可能以伪证罪第一种情况来追究副经理的法律责任。所以，在副经理第一次作伪证时，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对其形成突破，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甲会“无罪”，而副经理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副经理第二次作伪证时，甲已经一审宣判有罪并判刑，该案正处于二审期间。假设副经理的伪证行为得逞且其一直坚持其伪证证词，那么，在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甲同样极有可能因“事实不?[，证据不足”而最终被判“无罪”。司法机关仍不能以伪证罪第二种情况来对副经理立案侦查；当然，基于甲因副经理的证词被一审宣判有罪，可以考虑按照伪证罪的第一种情况来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这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的。因甲被判无罪，检察机关将处于相当的压力之下，如果再追究副经理的伪证行为，会使检察机关面对更大的压力。所以，在副经理第二次作伪证时，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对其形成突破，那么，甲将会“无罪”，副经理也不会受到法律追究。
因此，就本案而言，副经理的伪证行为可以认为没有任何风险，伪证罪的规定在本案中，将无法适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副经理承认了自己的伪证行为之后，他反而有可能因伪证罪被追究法律责任。
(二)、伪证罪内在的不完善。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这是因为新刑法在伪证罪的规定上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从根本而言，作伪证的目的不过是致人以罪和使犯罪人脱罪这两种。企图致人以罪就是前述的伪证罪的第一种情况“意图陷害他人”，使犯罪人脱罪就是前述的伪证罪的第二种情况“隐匿罪证”。虽然这是伪证者的主观目的，不过，如果将其作为伪证罪的主观方面在刑法中界定出来，就会在司法认定中引起问题。例如：就伪证罪的第二种情况而言，当刑法将“隐匿罪证”作为伪证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来规定时，就将伪证罪与伪证人企图证明的犯罪联系了起来。也就是说，只有当伪证所针对的犯罪被法院认定之后，伪证罪才成立。所以，这种联系本身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中它使伪证罪难以认定。
就本案而言，副经理的证词在没有其他证据情况下，将是对证明甲贪污行为的最有力证据，即：副经理如实作证，就将认定甲将9000元据为已有，甲构成贪污罪；副经理作伪证，就将否认甲将9000元据为已有，甲“无罪”。所以，当副经理作伪证后，就将面对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在检察机关询问时，承认自己的伪证行为，从而甲构成贪污罪，自己构成伪证罪；二是在检察机关询问时，否认自己有伪证行为，坚持伪证证词，则甲“无罪”，自己亦“无罪”。基于目前伪证罪规定造成的这种选择，不仅使伪证人在实际上无可选择，也使检察机关在取证上难度加大。
(三)、思考与借鉴。伪证罪在客体上是妨碍司法秩序的犯罪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伪证行为人的行为只与其是否故意作伪证有关，至于这种故意的目的是什么，并不会使这种行为的性质发生变化。因此，如果将伪证罪的客观方面以“对司法机关不实陈述”为要件，主观方面只以行为人“故意”实施伪证行为为要件，应更符合伪证罪的实际。
国外的一些立法提供了借鉴。《法国刑法典》第434-13条规定：“向任何法院或者向任何执行另一法院之委托办案的司法警察官员宣誓作伪证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但如作伪证的人在预审法院或判决法院作出终结审判程序的裁定之前，自动撤销其证明者，不罚”i。《加拿大刑事法典》第131条规定：“(1)、在适用第(3)款之前提下，任何人明知其陈述不实，仍意图误导，以誓言或庄严声明，宣誓书，庄严声明或证词或口头形式，面对经合法授权可听取证据者作不实陈述，为伪证罪。(2)、无论是否于司法程序中作出第(1)款述及之陈述，第(1)款均适用。(3)、对未经法律特别许可，授权或要求的作证者作出第(1)款述及之陈述，第(1)款不适用”。上述国家关于伪证罪的规定，都以伪证者“宣誓伪证”或“不实陈述”作为伪证罪的客观方面，以伪证者故意作伪证为其主观方面，从而不将其与伪证所针对的犯罪相联系。法国刑法还规定伪证人自动撤销伪证的，不罚，以鼓励伪证者自动承认其伪证行为，免除了伪证人在作伪证之后的两难处境。
从法理而言，伪证是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在界定伪证罪时将其与伪证针对的犯罪区分开，这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就笔者前述案例而言，如果刑法中规定以“证人不实陈述”为构成伪证罪的客观要件，以行为人的“故意”为主观要件，那么，无论该副经理在起诉和二审中如何作伪证，是否坚持其伪证都不会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其以伪证罪立案侦查；如果刑法中进一步规定“在法院判决前，伪证者自动承认其伪证行为的，不罚”，那么，这将促使该副经理尽快改正其伪证行为。
二、“不实陈述”的含义
前述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副经理知道司机的下落，但在司法机关取证时谎称不知道，那么这种行为会构成伪证罪吗？这个问题的涉及到伪证罪中“不实陈述”iii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知道，刑事诉讼包括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和法院判决活动。这些活动必然要通过询问知道案件事实或知道与案件有关事实的证人来达到查明案情的目的。所以，证人作证的义务，既包括对案件事实作证，也包括对一切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作证。而证人无论对上述任何一点作伪证，都是没有尽到其法定义务，必将妨害司法机关的活动，从而构成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如果针对的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或与侦查、起诉活动有重要关系的事实，则构成犯罪行为。法国刑法典第434-12条专门规定：“公开承认自己认识重罪或轻罪之罪犯，但拒绝回答法官就此向其提出的问题的，处1年监禁并科10万法郎罚金。”iv从这一条文可以看出，法国刑法不仅认可证人必须就与侦查、起诉活动有重要关系的事实如实作证，而且还专门就犯罪嫌疑人问题做出专门的规定，将其从伪证罪中分离出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实陈述”是行为人针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或与侦查、起诉活动有重要关系的事实，故意做出的违反客观事实的陈述。
三、证人、沉默权、拒绝作证权
前述第三个问题，就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证人拒绝作证的问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作证可能出现的情况，除如实作证、作伪证外，还有拒绝作证。拒绝作证体现为在司法机关取证过程中，证人以保持沉默、公然拒绝作证等方式不履行其作证的义务。证人拒绝作证，当然不是作伪证，不过，这同样也是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由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它没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在此作一探讨。
沉默权是西方国家无罪推定体系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尊重犯罪嫌疑人在作出陈述方面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权，要求司法机关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述，不因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或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而使其承受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所特有的。而证人，则无论我国还是西方国家都要求其必须如实作证。我国刑法中，证人必须如实作证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也就是说，证人必须把所知道的案件事实全部如实告诉司法机关，可见作伪证、拒绝作证都是违法行为。
西方国家除规定了证人必须如实作证及伪证罪外，对证人拒绝作证还作了具体的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七十条规定：“(一)证人无法定理由却拒绝作证、宣誓的，要承担因拒绝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和不能交纳罚款时易处秩序羁押。(二)为了强制作证，也可以命令羁押，但羁押时间不得超过本诉讼审级程序的终结时间，也不得超过六个月。”《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07条也有着相类似的规定。
当然，西方国家在规定证人必须如实作证的同时，还赋予了证人拒绝作证权，其基本内容为犯罪嫌疑人的配偶、订婚人或其他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神职人员可拒绝提供忏悔者的秘密，辩护人、医生可拒绝提供因职业获知的秘密等等。这些规定是西方国家基于对家庭、职业的利益、价值的考虑而设立的，与沉默权相区别的，与证人作证义务相配套的，建立于“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之上的法律规定。因此，它并不适合于我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体系。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证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不能以沉默等方式拒绝作证的。当然，为了使因此证人不能拒绝作证。当然，为了使我国司法机关在取证过程中能够更有效率，应当把证人拒绝作证的刑事责任以及对证人的保护措施和经济措施予以配套，并规定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
四、立法建议
综上所述，建议我国刑法对伪证罪的构成要件作相应的修改，以“对司法机关不实陈述”为伪证罪的客观方面要件，以“故意”实施该行为为主观要件，并且规定“在法院判决前，伪证者自动承认其伪证行为的，不罚”。此外，增加证人拒绝作证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对证人的保护措施、经济措施的规定。相信，这可以使伪证罪的立法更为完善。
北安市人民法院 郭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