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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令

第11号

《核事故辐射影响越境应急管理规定》已经2002年1月11日国防科工委委务会通过，现予发布，自2002年4月1日起实施。

主任　刘积斌
2002年02月04日


核事故辐射影响越境应急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核事故辐射影响越境时的应急管理工作，保证所需要的应急响应能力与秩序，根据《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和履行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义务，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国境内发生的对境外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辐射影响的核事故(以下简称“影响境外的核事故”)的对外通报与信息传递的管理，以及我国受到或者可能受到境外核事故辐射影响时应急响应的管理。
第三条 核事故辐射影响越境应急管理工作贯彻“常备不懈，积极兼容，统一指挥，大力协同，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的方针，严格遵守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我国政府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二章 影响境外核事故的通报与信息传递

第四条 我国发生影响境外的核事故时，由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核应急办）汇总有关事故信息，按照《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的要求，直接或者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向那些受影响或者可能受影响的国家或者地区进行下列事故通报和事故信息传递：
（一） 立即通报事故及其性质、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二） 迅速提供事故发生时可以获得的初始事故信息，包括：
　　（1） 事故的时间、地点及性质；
　　（2） 涉及的核设施或者核活动；
　　（3） 预计的或者已确定的事故的起因及发展趋势；
　　（4） 放射性释放的一般特征;
　　（5） 包括释放的放射性物质的性质、可能的物理与化学形态、组成、数量和释放的有效高度；
　　（6） 与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越境有关的气象与水文资料；
　　（7） 有关的环境监测结果；
　　（8） 已采取或者计划采取的场外防护措施。
（三） 以适当的间隔时间提供有关事故发展的后续信息，包括终止或者预期终止应急状态的信息。
第五条 国家核应急办对外通报和传递的核事故信息须经国家核应急主管部门批准，必要时报国务院批准。
第六条 国家核应急办应当将对外通报和传递的核事故信息适时抄送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成员单位和事故发生地的核应急组织或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下同）。
第七条 我国发生影响境外的核事故时，有关部门或者核事故发生地的核应急组织或部门可以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双边或者多边协议进行事故信息交换，所交换的信息须经国家核应急主管部门批准，并向国家核应急办通报。

　第三章 对境外核事故辐射影响的应急响应

第八条 我国受到或者可能受到境外核事故辐射影响时的应急响应由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统一协调；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按照《国家核应急计划》规定的职责分工履行各自的职责。
第九条 国家核应急办负责有关应急响应的具体组织管理，并根据《国家核应急计划》的规定，组织实施有关应急响应程序。
第十条 境外发生使我国境内受到或者可能受到辐射影响的核事故时，由国家核应急办按照《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的规定，直接或者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事故发生国家（地区）迅速提供本规定第四条所列的各项初始事故信息及有关后续信息，并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我国受影响或者可能受影响的情况。
第十一条 对境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辐射影响的境外核事故信息，由国家核应急办负责迅速向下列部门或单位通报或者传递：
（一） 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成员单位；
（二）受影响或者可能受影响地区的省核应急组织或者省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
（三） 其他有关部门或者单位。
　　其他部门或单位由其他渠道接收到此类境外核事故信息时，应当立即将所接收到的信息通报国家核应急办。
第十二条 受到境外核事故辐射影响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及《国家核应急计划》规定的职责进行所需要的公众信息发布。
第十三条 受影响地区的核应急组织或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所需要的应急响应行动及防护措施。
第十四条 受影响地区的应急响应组织应当进行必要的应急辐射监测与评价，必要时由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调用支援力量进行监测与评价，以便为应急决策提供技术依据。所进行的监测与评价应当包括：
（一） 空气中、地面上或者受影响海域的放射性污染水平；
（二） 境内食品或者进口食品的放射性污染水平；
（三）来自污染区人员的放射性污染水平；
（四） 来自污染区的车辆、船舶、飞行器以及其它物资的放射性污染水平；
（五） 对进入境内的放射性烟羽的跟踪监测；
（六） 利用上述各种数据和来自境外的有关资料，对事态的变化进行连续评价，预测其发展趋势。
第十五条 对于来自事故发生国家（地区）的人员与物资，在放射性沉积地区活动的人员，以及可能受污染的食品与饮用水等，有关应急响应组织应当采取适当的防护或者控制措施。
第十六条 如果境外核事故的发生地点距离我国较近或者带辐射源的空间飞行体坠入境内，在受影响严重的地区，有关应急组织或部门应当考虑采取紧急防护措施（如隐蔽、撤离、碘防护等）。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下列术语的定义：
（一）核事故，是指核设施或者核活动中发生的严重偏离运行工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若有关的专设安全设施不能按设计要求发挥作用，则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可能会达到不可接受的水平。
（二）核设施或者核活动是指：
　　（1） 位于任何场所的各类核反应堆；
　　（2） 核燃料循环设施；
　　（3） 放射性废物管理设施；
　　（4） 核燃料或者放射性废物的运输与贮存；
　　（5） 用于农业、工业、医学和科学研究的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使用、贮存、处置和运输；
　　（6） 放射性同位素作空间飞行体的动力源。
（三）辐射影响，是指因事故释放或者失控的放射性物质，在其所到达地区所造成的从辐射安全角度考虑不可忽视的辐射照射和放射性污染。
（四）应急，是指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故发生或者减轻事故后果的状态，有时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五）防护措施，是指应急状态下为避免或者减少工作人员和公众可能受到的照射剂量而采取的保护措施，如隐蔽、撤离、碘防护、通道控制、食物和饮水控制、去污等。有时也称为防护行动。
（六）隐蔽，是指人员停留在或者进入室内，关闭门窗及通风系统，以减少烟羽中放射性物质的吸入和外照射，并减少来自放射性沉积物的外照射。
（七）撤离，是指将人们由受影响地区紧急转移，以避免或者减少来自烟羽或者高水平放射性沉积物引起的大剂量照射。该措施为短期措施，预期人们在预计的某一有限时间内可返回原住地。
（八）碘防护，是指当事故已经或者可能导致释放碘的放射性同位素的情况下，将含有非放射性碘的化合物作为一种防护药物分发给居民服用，以降低甲状腺的受照剂量。
（九）通道控制，是指对进出受事故影响区域（包括水域）的人员、交通工具、设备及物资等加以控制，以减少人员受照和污染扩散。
（十）食物和饮水控制，是指为减小公众因摄入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所引起的危害而采取的措施，包括禁止或限制消费某些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控制由被污染食物和水转换的产品的生产和使用等。
（十一）去污，是指利用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去除或者降低放射性污染。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游 伟

　　动用刑罚手段控制危害性行为，其本身就可以看做是一把“双刃之剑”。使用重刑，更是利弊鲜明。重刑之利，在于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平复人心，使恶性犯罪得以及时收敛，并迎合“嫉恶如仇”的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欲求。但是，从长远角度上看，其弊一定远大于利。

刑事法理论认为，刑罚的轻重，必须通过衡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后，方能做出判断和确定。罪刑相当是罪刑内在比例关系的要求，也是社会一般公平、正义观念的反映。重刑虽可以威慑，重刑趋势之下通常也不绝对排斥某些特殊情况下轻刑适用，但总体来说，重刑威慑思想是强调通过片面提高刑罚强度的方式去实现控制犯罪的目的。由此，重刑就必然造成罪刑关系的失衡，罪刑间的等价关系也会受损。其明显的不利后果，是容易削弱人们对刑法的尊重感。

事实上，社会认同感是刑罚发挥有效功能的基础，而刑罚适用要获得人们的认同，就必须是公正的，也即罪刑关系要符合公正、合理的价值。由于公众是基于社会一般正义观念去评价罪刑关系，社会正义观念又受到等价关系的制约，因此，人们其实就是运用等价观念去评判罪与刑的关系。刑罚必须与其犯罪所造成的危害程度相当，这就成为刑罚得到公众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也只有这样，刑罚才可能发挥教育、感化的正向作用。过重的刑罚必然与公众的普遍正义、公平观念相悖，会使公众对刑罚的依据产生怀疑。

马克思曾说:“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重刑威慑所产生的，不仅是公众对刑法尊重感的削弱，甚至可能产生对罪犯的同情。

过重的刑罚还容易促使刑罚的功能贬值。因为刑罚似乎天然就具有惩罚与威胁的功能，对于已然犯罪，惩罚具有报应性，适度的刑罚会使犯罪人产生痛苦和后悔心理，使其感到罪有应得。与罪行相适应的刑罚，反映了这样一种受人尊重的判断，即被惩罚的行为是错误的。将受惩罚者视为犯错误者，这对于惩罚观念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过重的刑罚，则激发不起这种“错误”认识，反而容易令人觉得刑罚对他不公，这在犯罪人心理上产生的将不是后悔和痛苦，而是对刑罚制度甚至是对整个社会仇恨的加剧。为了补偿过重刑罚所造成的失衡心理，他们往往会再度实施犯罪。

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就曾指出，严峻的刑罚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对一次罪行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就是不法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残酷的法律会通过恐惧、模仿或培养复仇精神使人变得残酷。在重刑思想影响下，面对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恶化状态，人们常常本能地把原因归结于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继续加大刑罚量，因而导致恶性循环，出现整体法定刑和刑罚投入量的攀比上升。难怪犯罪学家菲利会说:“用暴力来矫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在中世纪，刑罚很严酷，但犯罪也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在这一方面，我国多年来持续不断的重刑适用倡导及行动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恶性犯罪率的上升，或许也是一个极好的明证。

对犯罪人的重罚不应成为控制其他犯罪的手段，这是不能把人作为“工具”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刑事法领域中的要求，也是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过于严厉的刑罚不可能具有道德劝诫作用，为了恢复刑罚的正常功能，严厉的刑罚确实应当开始考虑它的边界和限度。

现代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犯罪是社会诸种病症及犯罪者个人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预防犯罪的手段不可能是单一的，对由社会综合原因铸就的犯罪，理应通过对综合治理的方式去控制。动辄诉诸刑罚甚至适用重刑，是社会推卸自身责任的一种表现，更是缺乏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

重刑威慑主义者普遍都过分的推崇刑罚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在重刑观念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对刑罚会产生一种普遍的不正常期待和心理依赖。当出现某种危害行为时，首先的反应不是通过相关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从根源上去寻找原因及治理措施，而是动用刑罚、使用重刑。我以为，崇尚重刑威慑必然会忽视社会相关制度的漏洞和弥补。严刑峻法会妨碍到人们寻求科学犯罪对策的种种努力，在犯罪现象产生或出现增量发展时，人们非常容易产生某种直观错觉，并采取最为简单的补救行动，那就是刑法典的犯罪化修订或者司法上的重刑适用。不过，即使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其实也非常可疑)，也难免具有忽视尽管困难但更有意义的预防性、社会性的防治措施的问题。

犯罪既然是社会诸种综合病症的反映，就决定了治理犯罪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综合的。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是该系统工具中的一种，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这是因为，刑罚只能在有限的程度和范围内产生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作用，那种寄希望于重刑威慑而禁奸止过的主张，是刑罚观念中的一大误区。抗制犯罪的根本途径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在于人的价值观的提升。因此，通过推行各种良好的社会政策，努力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最终形成遏制犯罪的社会机制。而在这点上，国外的经验值得重视。比如美国就认识到不能指望刑事司法制度承担控制犯罪的全部职责。因此，在犯罪预防上，就采取了三种策略:一是采取减少犯罪的潜在目标的办法达到减少犯罪机会的目的;二是对加强社区的社会控制和秩序，以促进居民的安全感和对社区生活的满意度;三是采取非刑事化策略(社区矫治轻度犯罪)和立法威慑策略(对特别严重的罪行和惯犯加重惩罚)。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施耐德在比较了日、德两国犯罪及其控制情况后说:“最有效的刑事政策是人道的刑事政策。罪犯必须恰当地被惩罚，必须与他所造成的损害相当……社会必须逐步参与对犯罪的共同治理”。刑事司法制度只有在通过保持完整的社会团体非正式控制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并获得成功。我想，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或许真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思索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