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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及对策

陈光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实施以来，对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然而，据有关职能部门统计，青少年犯罪案件近年来却不断上升。某高校在校大学生犯罪率2001年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同比上升120%；某县法院，2001年判处未成年人犯罪同比上升4.15倍，2002年同比上升1.89倍。因此，本文试就青少年犯罪的动机以及如何加强青少年教育，特别是法制教育等方面作点探讨。
一、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及状况
犯罪的动机即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所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抱的心理态度，亦或是指刺激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达到犯罪目的的内心冲动或者内心起因。行为人某种犯罪目的的确定，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始终以一定的犯罪动机作指导的，促使行为人这种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就是犯罪动机。成年人犯罪的动机有贪财、好色、仇恨、报复或者极端的嫉妒等心理。而青少年除了具有上述犯罪动机外，还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青少年的特点是敏感、好奇、喜欢模仿、爱冒险，思想十分敏锐，吸收新事物快。如果缺乏指导或者引导不当，这些特点就会成为缺点或者成为犯罪的动机。还具有好奇、取乐、讲义气等心理特征。某地乡场附近年近15岁的魏某，因到乡场上看了几次黄色录像，很想尝试一下与异性“亲热”的感觉，于一日下午等候在一个11岁的小女孩放学回家的竹林处，并蒙面操刀，强奸了小女孩。某市内一个无人管教的16岁少年，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便蒙生偷车取乐邪念，半年内竟盗窃22辆机动车。某高校一男生，因多次接受同学吃请，也欲请同学吃请却囊中羞涩，遂杀人抢劫。某技校一学员与同学因争坐一条凳子而大动干戈，10余人参与斗殴，酿成一死三重伤血案。北京市某网吧的老板与几个学生因收费问题发生纠纷，学生为了报复老板，于深夜纵火烧毁房屋1000余平方米，烧死15人，烧伤7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16岁。真是一桩桩触目惊心，一件件血泪斑斑！
青少年违法犯罪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从不良行为、恶作剧发展到违法犯罪；由单差生发展到思想品德和功课都差的双差生，进而结帮逃学，发展成违法犯罪行为；从冒险、游乐到离家出走、侵犯他人权益到违法犯罪；从骄生惯养到称王称霸乃至行凶打人；从被歧视、虐待到行凶报复，或被遗弃而流落街头，被坏人教唆而犯罪；从小偷小摸发展到盗窃抢劫；模仿影视里的暴力和色情镜头，从好奇到偷尝禁果而违法犯罪，等等。据统计，在我国，25周岁以下的人犯罪占犯罪总数的80%以上。青少年犯罪日渐攀升，每年新产生的少年犯人数竟高达15万！面对这一严峻问题，“救救孩子”，已再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人们不能不为社会稳定担忧，为未来的发展担忧，为青少年的命运担忧。对此，全社会都必须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课题列入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下大力气采取措施，加强防范和治理。
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
（一）振兴中华民族的根本在人才
人们常把青少年比喻成幼芽、花朵，这是因为青少年纯真美丽，充满活力和希望，但同时也是娇嫩的，她们经不起风吹雨打烈日晒。因此，就必须要有人呵护、管理、培养，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才能结出丰硕果实。今天的青少年，明天就是党和国家的保卫者、建设者，是振兴中华民族、使祖国繁荣昌盛的希望所在，是各条战线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因此，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是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对青少年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再三号召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法制教育问题上，他提出了“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青少年时期正处在长身体、学知识时期，这一时期，可塑性很强，正是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法制观的重要时期。要使他们接受正确的东西，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以保证他们沿着祖国未来需要的道路健康成长，就必须在对他们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加强法制教育。只有使他们从小学法懂法，才能知道什么行为是合法，什么行为是违法或犯法，从而自觉遵纪守法。长大成人后，才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学会用法律行使监督、管理权，当好国家主人。
（二）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青少年是否能健康成长，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大计。青少年是否能健康成长，关键在教育。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有的青少年之所以犯罪，是多方面的原因和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只有采取综合治理。全党全社会要形成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都来做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工作。真正形成全党抓教育，全民齐参与的局面，这项工作是能够做好的。 有关专家指出，青少年的人生起点在家庭，知识基础在学校，健康成长在社会。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就是要从这“三点一线”入手。
1、父母应履行好首任教师的职责
每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都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畸形成长的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惹的祸。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只是结果，犯罪心理的形成，往往是大人们肆无忌惮的行为活动，有意无意间扮演了“教唆犯”、“包庇犯”的角色，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父母是子女的首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子女。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家长是孩子的监护人和教育责任人，要对孩子进行教育，父母首先要教育自己，从自身做起，学好人，做好人，做好事，因为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家庭结构失调、家长不良言行的熏染以及教育方法不当，都极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所以说，家庭安定则社会安定，家庭和睦则社会和睦。如果父母与孩子常交流，有感情，孩子就会有爱心，有同情心，有责任感……这些都需要靠父母的正确引导。家是孩子每天停靠的港湾，是情绪的出口，是在外受伤跌倒时可以疗伤止痛、补充能量的地方。其实孩子都很宽容，对父母的要求并不高，给孩子一个亲密的拥抱、一个幸福的微笑、一个关注的眼神、一次倾心的交谈，甚至是一次适时的批评，都会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在关注他、爱他。父母的那份爱意将会给孩子送去一片蓝天，为家庭生活带去一缕清香。孩子最怕的是对他不理睬。无论是从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还是在我们对家庭教育中父母扮演的不同角色的研究中，我们都深切地感受到，孩子健全人格的确立须臾离不开父母的呵护和关爱。合格的父母应当是既有事业心，同时也有责任感的人。父母为创业所付出的努力，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感上的表率与楷模作用，以及对待问题的理性思考、准确判断和应对各种局面的能力，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婚姻失败，家庭失和，对孩子的成长就会造成伤害。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子女因为缺少健全家庭的呵护，以致放弃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就会培养出性格变异、心理畸形的孩子。如果在一个家庭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亲人不爱何以爱祖国、爱人民？
2、学校应传道授业解惑
学校教育是未成年人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全面教育是学校的基本责任。但是，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道德、法制教育明显薄弱。青少年对有关刑法知识知之甚少，法制教育盲区相当严重。人类社会只能在秩序中存在，破坏秩序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学校教育应当给予孩子的知识，也是为人师者启蒙育人的起码责任。而不少学校办学宗旨有失偏颇，重智育，轻德育，埋下了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严重的危机。 据了解，近年来少管所14到16岁的孩子逐年增多。他们中有80%是在犯案前就已经辍学，是学校的“双差生”（成绩差、品德差）。有的学校为了升学率、好名声、好荣誉，将他们赶出学校，使他们升学无望，今后工作无望，心绪茫然而游手好闲，丧失人生目标追求，再加上没有学校和家庭的管束，因此很容易被社会上的犯罪团伙拉下水，滑进犯罪的泥潭。所以，笔者认为：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预防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工作：一要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首先是传道，教学生做人的道理以及如何做人；其次才是传授文化知识；二要对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法制教育，在学校开设法制课，设置专业法制教员，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司法机关提供的案例，按学生不同的年龄段和知识层面，编写出由最常用到常用和不同难易程度的教材。三要加大法制教育工作力度，让学生每周至少有一节法制课。同时要建立教师教法、学生学法的考核制度，使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把学生学法、懂法、守法落到实处。目前，不少学校虽然也聘请了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但为什么效果不佳呢？究其原因，是因为兼职，造成时间紧迫、准备不充分，授课方法不当、法制课太少、责任心不强等而流于形式者居多。四要全面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学校、教师要认真履行好应尽的各项职责。
3、社会应还孩子一片蓝天，还校园一片净土
现实的中国社会多姿多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可观，大多数人富裕程度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电视、VCD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一网（因特网）“网尽天下”的家庭也很不少。这些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精神文化享受的同时，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也涌了进来。即使是收视率很高的频道，也免不了武打凶杀、异性亲热等情节。看电视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就是文盲和不识字的人，都能基本接受电视形象演示传递的信息。所以有的儿童边看边摸仿，甚至对身边的父母动手动脚。“泡网吧”更是成了青少年们的乐园，在那里，他们可以整天整夜地玩游戏、上网聊天或看形形色色的影视、图片，不管网上好的坏的，高尚的腐朽的，科学的迷信的，他们照单全收，并不必担心有老师或家长去找他们，因为门口有老板在放哨。为此，不少专家学者呼吁，应开设青少年电视频道和网站，给孩子一版明净的蓝天。
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校园周边环境都足以令人担忧。 “美容院”、“休闲中心”、“农家乐”等娱乐场所比比皆是，一些“小姐”还常常到街头巷尾招徕客人，不谙世事的学生们在“小姐”的劝撺、引诱下，也就进去“潇洒走一回”。渐渐地由逃学到辍学，因享乐到手头拮据而诱发盗窃、抢劫、强奸、杀人等等犯罪累见不鲜。
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在“全民经商”的潮流中，恭喜发财 、赚钱光荣不再被中国人羞涩避讳，不读书照样可以挣大钱已成为部分家长和学生的共识。这导致青少年价值观念的迷惘，物质享受的强烈诱惑，物质生活的无度追求，使意志薄弱者跌入迷途、走向犯罪。
鉴于上述诱发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原因，我们应当按照 中央综治委的要求，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是净化社会环境，整治搞好校园和周边环境，扫除黄、赌、毒。各级党委、政府要领导和组织好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宣传、新闻出版、公安政法等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下，下定决心治理好学校内部和周围社会治安，坚决打击危害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不法行为，切实保证学生有一个安静、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二是加强法制教育，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要积极争取有关单位的支持，建立一支优秀的校外辅导员队伍，有条件的地方，可积极推进中小学校聘请兼职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或者配备专职法制教员，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纪律法制教育；要结合当前青少年犯罪典型案例，组织青少年学生认真学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三是加大打击引诱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四是充分了挥农村中青年团组织的作用，把校外的青年人组织起来，多开展一些积极向上、文明健康活动，开展学法活动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的地方的青年团组织，一年到头基本上不开会，不学习，处于一种半瘫痪姿态。五是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时，要认真落实司法保护原则，对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公安机关和法院、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要相互配合，在侦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依法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特殊的、有别于成年人的待遇。对未成年人罪犯执行刑罚时，要与成年人罪犯分别关押、管理和教育。对检察院不起诉、法院免于刑事处罚或者宣告缓刑，以及被解除收容教养或者服刑期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不得歧视。要通过多种形式，向广大学生家长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交流推广科学教育子女的经验，指导学生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使家长能科学地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关心支持。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有各行各业采取的综合治理，青少年发展的社会环境一定能够进一步得到优化，处于困境中的青少年一定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祖国的花朵一定能灿烂地开放，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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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默 权 的 立 法 思 考
作者：刘?

沉默权（Right to Silence）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享有的可以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而不自证其罪的权利（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根据美国学者的解释，沉默权的特定含义包括三项基本内容 ：1.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它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作出供述或提供证据；2.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应及时告知被告人享有此项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3.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作出有利于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种陈述须出于真实的意愿，并在意识到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法庭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作出的陈述作为定案依据。
沉默权在西方具有悠远的传统，关于争夺沉默权的斗争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早期。正如美国学者莱纳德·利维在《第五修正案的起源》一文中指出：“沉默权是在两种对立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斗争中产生的，一边是支持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普通法，它逐渐发展形成公民不得被迫回答导致自我归罪问题的权利；另一边是罗马法传统以及适用审讯制度的英国教会法庭，它的执法者们强烈反对沉默权。”也有学者认为，罗马法与教会法混合形成的大陆法对于沉默权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英国特权法庭和宗教法庭受到这种法律的影响，沉默权首次提出是在宗教法庭。教会法认为，人们只应向上帝承认他们的罪过，而不应该向其他任何人坦白罪行。故教会法有一条原则：没有人可以被迫自证其罪，因为没有人必须揭露自己的耻辱。普通法的支持者们正是通过迫使宗教法庭遵守教会法中关于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逐步确立了沉默权 。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其宪法或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沉默权规则，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此外，一些有关刑事司法的国际法律文件也对沉默权予以承认。如1994年9月10日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重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的立场。199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凡受刑事指控者“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另外，世界各国在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的同时还规定了保障机制，这些保障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讯问前的告之义务，如美国的“米兰达规则” ；2.讯问中的保障程序，如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律师有权自由地会见犯罪嫌疑人等；3.证据采纳的排除规则，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4.无不利后果的裁判原则，即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这一单独的事实而得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承认和确立了沉默权制度，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却并未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虽然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建立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相衡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 。但是《刑事诉讼法》依然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权利。而自从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是否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一、引进说。认为将沉默权引进我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
二、否定说。认为沉默权制度具有两重性，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对抗警察侦讯的避风港。在当前刑事犯罪猛增、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宜规定沉默权，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
三、折衷说。它是引进说和否定说的综合，认为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同时应对沉默权进行适当的限制。
对于上面的三种观点，本人较赞同第三种观点，即折衷说。虽然在立法上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有助于抑制并消除警察暴力，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加强控方的举证责任，可以遏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刑讯逼供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沉默权是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因为即便是在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西方国家，沉默权也是相对的，就沉默权而言有利亦有弊，即使在英、美等国家对沉默权也是有争议的。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就开始了对限制沉默权问题的讨论。1971年，刑事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建议 ：“如果被告在警察审讯时不回答警察的提问，而所提的问题又是被告在法庭辩护时所依据的事实，对当初被告的沉默，法庭可以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如果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也应当对此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1994年英国颁布《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时对沉默权的规定作了较大修改，新修改的内容实质在于在一些法定情况下，被告人的沉默可以被用作对他不利的证据，这集中体现在《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第34、35、36、37条的规定之中。这些对沉默权的限制有如下内容 ：1.被告人在受到讯问或指控时，如果被告人没有提供的事实是他赖以进行辩护的任何事实，而期望这种事实由他提供是合理的，或者被告人没有提供事实的场合包括他被起诉之前的讯问阶段，这种讯问则需要警察事先向他作出警告，以及在被提起公诉或者被正式告知他可能受到起诉以后；那么，法庭或陪审团可以在法定的场合下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这里实际是指对被告不利的推论）；2.如果被告人已年满14岁，他被指控的犯罪有待证明，并且法庭认为他的身体和精神条件适于提出证据，而被告人在法庭审判过程中保持沉默，则法庭或陪审团在决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的时候，可以从该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提供证据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中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3.警察在被逮捕的人的身边、衣物、住处或被捕地发现了任何物品、材料或痕迹，并且确信这些物品、材料或痕迹系被捕者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过程中所形成，并要求被捕者对此进行解释，而该被捕者没有或拒绝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或陪审团可以从中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4.如果警察发现被他逮捕的人在被指控的犯罪发生前后的时间出现在某一地方，并合理地相信该被捕者在那一时间出现于那一地方可归因于他参与实施了该罪行，而且警察要求被捕者对此作出解释，而该被捕者没有或拒绝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或陪审团可以从中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另外，在美国，1984年由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规则”也提出了有关公共安全的例外的规定。
由此可见，虽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是加速我国法制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我国在建立沉默权制度的时候，“切不可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在西方国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足以无限对抗司法机关的沉默权，不能把国外已经修正了的旧‘轨道’作为我们‘接轨’的标准” ，而应该考虑到刑事诉讼法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项基本任务，考虑到国家、被害人、被告人三者的利益平衡，考虑到法的公平、效率、秩序等价值的综合实现。正如北京大学陈瑞华教授所说，沉默权实际上使被告人和司法机关处于公开对抗的位置，仅仅确认一些法治理念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这些程序性的制度有效保证的话，反而会使被告人面临更大的危险。我国有些学者对于在立法、司法上设置和完善沉默权制度提出了以下设想 ：
1.在案件侦查阶段。这一阶段应做到：第一，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即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前，书面或口头告知他们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第二，在讯问内容上，对侦查人员提出的关于是否有犯罪行为、陈述有罪的情节是否构成犯罪等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第三，认为侦查人员有逼供、诱供、骗供等行为的或希望得到律师帮助的，在得到帮助前有权保持沉默。第四，严格限制讯问时间，禁止夜间讯问，讯问时不得随便变换地点，对讯问手段进行监督和控制。第五，犯罪嫌疑人对本案外的人的犯罪行为有沉默权。
2.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有向检察机关陈述辩解的权利，检察机关有义务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一旦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沉默，检察机关应立即终止讯问。
3.在法庭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应做到：在检察机关宣读起诉书后，由审判长告知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也要同时一并告知被告人有替自己辩解的权利。
在设置沉默权制度的同时，亦应该设置其例外，我国沉默权的例外应包括以下内容 ：
1.在侦查阶段。第一犯罪嫌疑人陈述有关犯罪发生时间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损害结果之发生是因意外，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及证据等内容时，不应享有沉默权。第二，犯罪人正在实施犯罪，或其身上找到相关证据，此时，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
2.在审判阶段。第一，对法官提出的程序性问题，如表明其身份的年龄、单位、住址等问题，以及是否行使法定权利的问题，如是否申请回避等，不应享有沉默权。第二，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必须对某一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案件重大事实的澄清时，此时，被告人仍坚持沉默，法庭可以根据案情认定控方指控成立。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不应该建立沉默权制度，理由如下 ：
1.沉默权不适合我国的诉讼模式。沉默权产生于英国、流行于美国不是偶然的，在对抗制诉讼中，诉讼被视为政府与个人的争讼，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并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该诉讼模式注重攻击与防御的作用与反作用。而我国刑事诉讼的模式是兼顾法官纠问式与对抗式，其与对抗式诉讼模式有着明显的基础性差异，不科学的引进，只能对基础功能造成破坏。
2.沉默权的科学性尚需研究。如英国1994年颁布的《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改变了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传统做法，代之以要求嫌疑人回答讯问，否则允许法官和陪审团作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推断。因而我国对设立沉默权应持慎重态度。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不能过分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权利而付出太多的社会代价。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有以下积极意义：（1）可以使有罪、无罪的证据公平地得以被发现，是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有效保证；（2）是否如实陈述，反映了被追诉刑事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悔改程度，因而成为定罪量刑时的酌定情节之一，可以体现出我国刑罚的评价和引导功能。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以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上述英国对于沉默权的限制中我们可以看到，沉默权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保护无辜，又可以被真正的罪犯利用来逃避司法制裁。而目前我国的刑事侦查资源不足，特别是人员的缺乏，科技含量、物质条件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严重不足，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口供破案。另外，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如果因沉默权制度设置不当而导致口供大量的减少，对于犯罪控制将十分不利。此外，因为沉默权制度是一个通过其他制度配合才能发挥效用的制度，它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和社会治安状况等方方面面，而我国是一个广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法律民主观念也随地域而有差别，警察、检察机关等司法人员素质不尽相同，因此我国要在立法上确立沉默权制度还任重而道远。
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虽然我国建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必然，但由于目前国内的刑事侦查手段和技术的不足，以及我国证据制度的不完善，我国在现阶段还不适宜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主要参考资料：

1. 《证据法学》 刘金友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论沉默权在中国确立》 作者不详 新浪网
3. 《对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思考》 作者不详 北大法律信息网
4. 《英国对沉默权制度的改革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龙宗智 《法学》2000年2月
5. 《沉默权的行使及限制》 陆文洪 法律之星网站
6. 《应逐步确立沉默权规则》梁欣 法制日报1999年9月9日第七版
7. 《再谈沉默权》 宋英辉 北京青年报
8. 《简论沉默权对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 曾耀林 《人民司法》199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