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征集办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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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人民法院国内民事案件送达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向翔）

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作为为国家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法制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显得尤为艰巨。为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法律文书送达难的问题是当前法院审判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方面。
人民法院受理的大量民事案件都是自然人，很多当事人的居住、工作环境复杂，有的甚至居无定所、无职无业，流动性很大，而且当事人的法律素质普遍不高，有的甚至不配合法院工作，给法院送达法律文书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的民事案件也由于其住所地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皮包公司”、“名存实亡”等原因造成送达难等问题。如何解决人民法院受理的国内民事案件送达难的问题，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剖析，谈一点改革上的建议。

一、立法上的障碍和司法实践上的偏差与困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及其他法律规定，民事送达分为以下几种送达方式：直接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

（一）直接送达
《民诉法》第七十八、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81、82、83、84条规定了直接送达的两种情况：一种是被送达人配合的直接送达，另一种是被送达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由于现行的《民诉法》是在我国当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产生的，从其当时的立法思想上来讲，立法者认为人民群众的住所很稳定，具有一种“安居”的想法。但实际生活和工作中，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群众因为生活、工作等方面的需要，造成人口社会流动性日益趋大，并且跨省、跨地区的流动，可以说是原立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关系的发展，反而违背了立法本意。
对于当事人签收的尚可，而对于当事人不配合的留置送达，《民诉法》给予了很严格的限制，要求人民法院必须要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有义务必须见证。这体现了立法对司法工作的不信任，而且对不配合的当事人仅能采取拘传的强制措施，制裁力度远远不够。当时的立法本意是认为当事人及其他人员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支持与配合，而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却经常遇到被送达人拒收的情况，由于其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法律意识不强、怕得罪人而不愿意到场见证，即使到场了也不愿见证。
遇到有的当事人恶意逃避送达，明明他是被送达人本人或者是被送达单位负责人却不承认，无法证明其身份的情况，法律没有明文授权给法院工作人员有事前查验其身份证的权利，使法院送达工作无所适从。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了现实工作中被送达人往往拒绝送达，恶意逃避送达等现象的产生。面对以上妨害诉讼的违法行为，法院却无可奈何，也没有较为严厉的惩戒手段，从而增加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难度。使法院送达费时费力且见不到成效，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使审判工作步履维坚。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了在被送达人拒绝签收，被邀请的人不愿见证的情况下，送达人可以注明情况进行留置送达。但是这仅仅只是在简易程序中适用，而没有规定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适用。这是立法上给人民法院的送达、审判工作造成的困难。
在法院审判改革过程中，为有效提高送达效率，各地法院均通知被送达人到法院来领取法律文书，这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理解和做法上的偏差。
被送达人为自然人的，该当事人因故不能亲自来法院领取法律文书，口头委托其他成年人来领取，不能出具授权委托书，但来人又能提供二者的身份证原件或同住家属的户口本原件，是否可以按《民诉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送达给该成年人。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参照适用该规定送达给来人；另一种则认为无法辨别来人与被送达人的关系，且该规定只适用于法院送达人员到被送达人住处去送达的情况，不能送达给来人。
被送达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诉讼代理人因故不能亲自来法院领取法律文书，而叫其工作人员来领取，来人能出示其单位工作证，但不能出具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的，是否可以按《民诉法》第八十一条之规定送达。一种意见认为只要具有单位工作证明便可参照适用该规定送达给来人；另一种则认为无法证明该工作证明的有效性和是否实际委托，必须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否则不能送达给来人。
被送达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代收人均因故不能来法院领取法律文书，由诉讼代理人、代收人签字书面转委托给第三人领取，但被送达人并未在转委托书上签字或盖章的，是否可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八条之规定送达。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另一种则认为转委托须得到原委托人（即被送达人）的同意，其有效性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且此类转委托效力待定，具有不稳定性，不利于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第三人须出具被送达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否则不能送达给第三人。
被送达人及其代理律师因故不能来法院领取法律文书，代理律师委托其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工作人员，且持有该律师签名并律师事务所盖章的委托书或介绍信，但被送达人未签名或盖章的，是否可以送达。一种意见认为代理人是由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而指派的，也可以就代收法律文书事项指派其他人，应可以送达；另一种认为属于转委托，必须持有被送达人授权的委托书才为有效送达。
由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对以上问题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对如何是有效送达也有不同的理解，容易造成对法院的对抗情绪，导致投诉的增加，影响法院审判执行工作。

（二）委托送达
《民诉法》第八十条、《民诉法意见》第86条规定了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送达。在司法实践中，对不在本辖区的当事人，受案法院是委托其住所地法院进行送达。但受托法院往往由于责任心不强，积极性不高，搞地方保护主义，而没有及时送达，甚至故意不去送达，造成了委托法院送达不能。而委托送达又计算审限，由于“委而不送、送而不达”造成案件超过审限，影响了正常的结案工作。
还有，二审法院在委托下级法院送达终审裁判文书时，往往由于一审法院因发回重审或改判而怠于送达，造成当事人申请执行困难，甚至已过申请执行期限不能申请执行，从而导致当事人投诉法院，使法院工作陷入被动的困境。
虽然《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第五十九条规定了案件承办人为谋私利拖延办案或过失拖延办案承担责任的情况，但该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适用送达，而且是须造成“严重后果的”才给予纪律处分。由于对委托送达没有专门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易使担负送达任务的法院工作人员消极送达，人为地使阻碍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执行工作。

（三）转交送达
《民诉法》第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理期限规定”）第十条第（四）项规定了适用的特例对象为在军队、被监禁、改造、劳教的当事人，以其送达回证签收的日期为准。
笔者认为对于在军队、被监禁、改造、劳教的当事人，其单位具有特定性和稳定性，法院向其送达以送达到单位签收即可。立法应当对其给予充分的认可，这些单位都属于国家机关，有严格的程序规定，没有必要以当事人的签收为准。目前立法的规定完全没有必要，也体现了立法对其所在的部队、看守所、监狱、劳教所这些国家机关送达转递工作的不信任。对在军队的当事人必须要经过部队团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转交，转交给团以下机关和团以上单位的其他机关还不合法。笔者认为有种立法歧视在里面，不利于我国立法的发展。同时也在实际操作中增多了送达转递的环节，延长了时间，而且转交送达算入审限内，不便于人民法院尽快结案，人为地给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增加了困难。

（四）邮寄送达
《民诉法》第八十条、《民诉法意见》第85条规定了邮寄送达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准。由于邮政事业具有国家垄断性，邮政管理局还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一般的速递公司不能办理邮递业务。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只能到邮政局去办理邮寄业务。据笔者了解，邮政局现处于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的转型阶段，由国家行政机关向自负盈亏的企业化发展。由于垄断性和利益驱动，挂号业务的利润不足以使邮局在其工作中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加之人力、物资缺乏，邮寄周转环节过多的缘故，从而造成回执时间很长。在实际工作中，邮局往往没有把回执主动送回给法院。在审判业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法院也不可能做到每次邮寄法律文书都到邮局去跟踪索要邮件回执，也不符合加快法院工作步伐的改革要求。若要想得到高效的邮递服务就必须采用邮局的“特快专递”业务，这项业务具有快速性和直达性的特点 ，能提高了法院有效送达的质量，但诉讼成本非常之高。采用“特快专递”送达法律文书，根据邮局目前的收费标准，在其基本收费标准500克以下、周边地区就须人民币20元整。这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尚可承受，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法院，由于办案经费紧张而无法做到，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具体的送达任务是由邮递员去完成，而法律没有明确邮局送达的法律地位，也没有规定邮递员在遇到当事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时可否适用留置送达，邮递员只好退回给法院，造成送达不能。当被送达人不在送达地址时，邮递员交由其他人代收，法律文书是否由当事人实际收到，其送达的法律效力是否产生受到质疑。若代收人及时转交尚可；若代收人没有及时转交，当事人已过举证或上诉、申请执行期限才收到，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就丧失了该项权利，立法上就没有体现到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若代收人根本就没有转交，法院却毫不知情，只好一直等待，有的法院在等待后仍无音讯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缺席判决，后来当事人出现了，案件往往被二审法院以违反诉讼程序发回重审。
虽然《简易程序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邮件回执上注明收到或者退回之日即为送达之日”，但是该项规定也只是适用于简易程序，并未明确指明可以适用于普通程序，在立法上阻碍了司法实践工作。

（五）公告送达
《民诉法》第八十四条、《民诉法意见》第88条对适用公告送达进行了简单的规定，明确了公告送达为当事人下落不明或穷尽以上送达手段而不能才采取的最后一种送达方式。对于何为“下落不明”，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6条规定：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由于对其没有时间和具体操作上的规定，令法院无法判断，无法适用。在审判执行实践中，往往一些恶意逃避送达阻碍诉讼的当事人“下落不明”后，又突然出现，并以“没有下落不明”投诉法院，使法院审判执行工作陷入被动。
国内民事案件当事人公告的时间为6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还要指定举证期限不得少于30日，计算起来公告送达需90日以上。若要穷尽以上送达手段再采取公告送达，就使结案遥遥无期，虽然公告送达不计算审限，但却延长了审理执行案件的时间。往往在司法实践中造成很多法院还没有穷尽送达手段就进行了公告送达，造成了当事人的投诉。

二、规范送达的对策及建议

由于经济、生活、法制环境的改变，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送达的规定已不能适应法院日益繁重的审判执行工作的需要。一些过于原则化、限制性太多、对司法工作的不信任、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亟待修改。这也是造成送达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笔者认为，我国关于送达的立法可以因地制宜的借鉴外国法院的司法送达制度。日本《民事诉讼法》第99条规定：送达，除另有规定外，由邮政或执行官进行。在由邮政送达的情况下，以从事邮政业务的人为实施送达的公务员。第103条规定：送达应在被送达人的住所、居所、营业所或事务所进行。德国、法国等国家还规定了随时送达制度，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只要看见被送达人，就可以向其送达。美国的民事送达程序建立了“原告负责向被告送达”的制度，以原告义务的形式促使向被告送达任务的完成，这是美国与我国在民事送达方式上最重大的区别。在120天的规定送达期内，原告可委托任何超过18岁的有民事权利能力的美国公民来实施送达任务，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其他法律文书，并向被告发出《诉讼通知书和放弃送达请求书》，因为被告须承担原告因为合理送达而产生的一切费用。若原告送达不到，就须承担因送达不能而产生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美国民事送达程序中，还有一个“适龄适智”的原则，即为被送达人暂时不在住所时，送达人将法律文书留置在该住所的，该住所地居住的具有成年、正常智力的人签收同样为有效送达。我国由于法律渊源、人文环境及历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当然不能生搬硬套，可以适当的对现行的立法进行改善，以达到我国民事案件高效送达的目的。

（一）在直接送达方面
立法规定直接送达可以采用“随时送达”制度，即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法院送达人遭遇被送达人便可以向其送达法律文书，被送达人有义务签收，如果拒不签收可以现场留置送达，皆为有效送达。对于当事人恶意逃避送达的行为由立法授权，可采取较为强硬的妨害民事诉讼的司法强制措施，如罚款、拘留等。在送达意义上强化送达目的，即重点是让被送达人知道法律文书所表述的内容，并告知被送达人其不依照法律文书内容实施的法律后果。
取消要求人民法院必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见证”的规定，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联合制定一套关于基层组织、所在单位如何协助法院送达工作的规定，强化其义务性并明确其法律责任。在规定中明确法院可要求基层组织、所在单位代收，其代收后必须于七日内转交给被送达人，立法授权代收的基层组织、所在单位享有留置转交权，不论被送达人是否收取，只要实施了法律文书实际转交的行为即可。基层组织、所在单位须于转交完毕三日内向法院出具已实际送达的证明，若不转交或拖延不转交或转交了拒不出具转交证明，由立法授权法院可对基层组织、所在单位及直接责任人采取司法强制措施，以保证法院工作的严肃性和送达的有效性。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惩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条例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00年12月24日通过，自2001年1月10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惩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惩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以及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便利，利用假冒伪劣商品提供经营性服务的行为（以下简称打假）。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打假工作的领导，建立打假工作责任制，督促、协调各部门依法开展打假工作。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定职责负责打假工作。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的，从其规定。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规定，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开展打假活动。
第四条 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新闻单位和其他有关组织，对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应当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配合、协助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打假工作。
第五条 禁止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禁止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便利；禁止利用假冒伪劣商品提供经营性服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前款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品为假冒伪劣商品：
（一）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旧充新、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
（三）过期、失效或者变质的；
（四）国家明令淘汰的；
（五）伪造、冒用他人厂名、厂址或者商品产地的；
（六）伪造、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或者质量证明文件的；
（七）冒充注册商标或者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八）冒充专利或者侵犯他人专利权的；
（九）非法制作、销售出版物或者侵犯他人著作权的；
（十）伪造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有效期、失效日期或者保质期的；
（十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伪劣原材料、零部件而进行加工、制作或者组装的。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品视为假冒伪劣商品：
（一）依法实行许可证制度、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准产制度，而未取得合法证件生产、销售的；
（二）无执行标准的；
（三）无检验合格证明或者未使用中文标明商品名称、厂名和厂址的；
（四）应当标明而未标明商品的主要成分和含量的；
（五）应当标明而未标明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的。
第八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便利：
（一）提供场地、设备、物资、资金或者提供仓储、保管和运输等服务的；
（二）传授、提供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技术和方法的；
（三）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其他方式提供广告服务的；
（四）提供票据、账号，代签合同，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五）展销会的举办者未履行审查等责任，致使假冒伪劣商品进入展销会场的；
（六）制作、销售、提供标识、包装、装潢或者其生产工具的；
（七）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便利的其他行为。
第九条 将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所列假冒伪劣商品用于经营性服务或者作为经营活动的奖品、赠品的，以及持有、储存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所列假冒伪劣商品明显超过合理自用数量范围的，视为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第十条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其他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互相配合，对下列商品实施重点检查：
（一）食品、食盐、烟草、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家电等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
（二）农业生产资料、建筑材料、石油化工制品等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
（三）进出口商品；
（四）涉嫌假冒驰名商标、著名商标或者假冒名牌的商品；
（五）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严重的商品。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当事人涉嫌从事违反本条例的经营活动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调查、了解与涉嫌从事违反本条例的经营活动有关的情况；
（三）查阅、复制当事人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商品或者有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商品，以及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商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部门在对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时，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有关资料，不得拒绝和干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启封、转移、变卖、隐匿或者损毁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涉嫌假冒伪劣的商品。
第十三条 涉嫌假冒伪劣的商品需要检验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抽样取证，由法定的检验机构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具书面检验报告；涉嫌冒用他人商品标识的，也可以由被侵权人进行鉴别，被侵权人应当自收到送检样品之日起七日内如实出具鉴别报告。行政执法部门应当自收到检验报告
或者鉴别报告之日起七日内作出处理；不属于假冒伪劣商品的，应当在三日内将样品返还经营者。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部门发现所查处的案件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当在五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执法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应当在五日内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侦查认为不构成犯罪的，应当在五日内移送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处理。被移送的部门不受理的，应当在五日内书面说明
理由。
移送案件时，应当将调查材料和有关财物一并移送。
第十五条 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应当经县级以上行政执法部门负责人批准。经查实不属于假冒伪劣商品的，应当自作出鉴定结论之日起三日内解除查封、扣押措施；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十六条 被查获的假冒伪劣商品的经营者下落不明的，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发布公告，责令其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行政执法部门接受处理；逾期不到的，行政执法部门可以将假冒伪劣商品连同涉案物品按照无主财产依法处理，但不免除违法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投诉和举报，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受理，及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举报人，并为其保密；不予受理的，应当及时说明原因和理由。
举报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经营行为，经查证属实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给予举报人案件实际收缴罚没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奖励；案件没有实际收缴罚没款的，给予五千元以下的奖励。奖金在办案经费或者国家规定的经费中列支。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过错责任追究制、培训考核和奖惩等制度，完善执法程序，并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检查。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在依法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的行政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依法履行职责，秉公执法，为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
第十九条 生产、销售的商品有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商品（包括已售出的和未售出的商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
执照。
生产、销售的商品有本条例第六条第（二）项规定情形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生产、销售的商品有本条例第六条第（三）项规定情形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二十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生产、销售的商品有本条例第六条第（四）项规定情形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1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生产、销售的商品有本条例第六条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情形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1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生产、销售的商品有本条例第六条第（十）项规定情形，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3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生产、销售的商品有本条例第六条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规定情形的，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 生产、销售的商品有本条例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处以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生产、销售的商品有本条例第七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责令改正；有包装的商品应当标明而未标明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3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
第二十一条 有本条例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0％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有本条例第八条第（三）项规定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有本条例第八条第（五）项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有本条例第八条第（六）项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没收假冒商品标识、包装物和专门用于制造假冒商品标识、包装物的生产工具、原辅材料以及半成品，处以假冒商品标识、包装物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二条 将本条例第六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所列假冒伪劣商品用于经营性服务或者作为经营活动的奖品、赠品的，责令停止使用；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所使用的商品属于本条例规定禁止销售的商品的，按照违法使用的商品（包括已使用和尚未使用
的商品）的货值金额，依照本条例对销售者的处罚规定处罚。
第二十三条 不如实提供情况和有关资料或者拒绝、干扰依法检查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启封、转移、变卖、隐匿或者损毁被查封、扣押的物品的，处以被转移、变卖、隐匿、损毁物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专门用于生产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商品，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商品，或者以假充真的商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应当予以没收。
第二十六条 对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三条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单位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自受到行政处罚之日起5年内不得以其名义注册个人独资企业，不得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3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对其建立档案，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权范围决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八条 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包庇、放纵、支持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
（二）向有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当事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查处的；
（三）阻挠、干预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进行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打击报复举报人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包庇、放纵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或者打假不力、限期内达不到整治目标以及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应当给予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执法人员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其主要负责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害他人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行政执法部门在收缴罚没款和没收物品时，应当向当事人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没收据，罚没款应当及时上缴国库。
对依照本条例规定没收的假冒伪劣商品、生产工具、原辅材料、包装物、半成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销毁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处理，不得直接销售。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假冒伪劣商品货值金额，以违法经营商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计算。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1年1月10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