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经济特区法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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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通知已撤销单位的主管部门应诉后工商部门在行政干预下又将已撤销的单位予以恢复应如何确定当事人问题的电话答复

1987年11月30日，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通知已撤销单位的主管部门应诉后工商部门在行政干预下又将已撤销的单位予以恢复应如何确定当事人问题的电话答复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赣法经（1987）第12号“关于人民法院通知已撤销单位的主管部门应诉后，工商部门在行政干预下又将已撤销的单位予以恢复，应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国务院国发〔1985〕102号文件中“呈报单位和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对成立公司认真进行审核，因审核不当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规定，并非仅限于公司被撤销或关闭后，审核部门才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只要是因审核不当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无论公司是否被撤销或关闭，均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你院所报材料，桃花工业供销公司营业执照主管部门栏内盖有乡人民政府公章；公司成立时谎报资金15万元；桃花乡企业工业办公室从公司收取的原告赣州地区轻化建材公司预付货款中提取了6万元，公司的利润、积累和乡工业办公室的收入全部由乡人民政府统一使用，这说明桃花工业供销公司同桃花乡政府在财务方面是一体的，桃花乡政府对桃花工业供销公司的债务应负连带清偿责任。桃花工业供销公司如未被撤销，应与桃花乡政府作为共同被告；如已撤销又有清算组织的，其清算组织应与桃花乡政府作为共同被告；如已撤销又无清算组织的，则应由桃花乡政府作为被告。
二、南昌市郊区工商局在行政干预下，于1987年9月16日作出的“恢复桃花工业供销公司，但不能经营”的书面通知，如确有错误，应由作出通知的工商局予以纠正。
三、桃花工业供销公司下属的副食品加工厂是用本案原告部分预付款开办起来的，该厂已濒临倒闭，其占用的财产应用来清偿桃花工业供销公司的债务。
四、此案不宜由江西省高级法院作一审。
此复

附：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通知已撤销单位的主管部门应诉后工商部门在行政干预下又将已撤销的单位予以恢复应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请示 赣法经（1987）第12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审理原告赣州地区轻化建材公司诉被告南昌市桃花工业供销公司购销钢材合同纠纷案件中，查明，1984年9月，南昌市郊区工商局核准，将南昌市郊区桃花社队企业供销经理部，变更为南昌市桃花工业供销公司，经济性质集体，申报资金15万元，其中流动资金5万元，经营范围民用建材等项，在1985年南昌市换发全国统一营业执照期间（全市6月1日至7月30日，郊区至11月）该公司未办理换照手续，按照南昌市工商局1985年5月8日通知（5月20日在《江西日报》和《南昌晚报》发布公告）“各工商企业必须按时办理换照手续，如逾期不办者，作自动停业论处”，“原发营业执照同时作废”的规定，南昌市郊区工商局于1986年8月14日书面通知南昌市郊区桃花乡工办：“原桃花工业供销公司，至今未换发全国统一营业执照，已作自动注销办理。……责令该公司立即停业，收回原发执照及公章，否则按有关规定进行查处。”郊区工商局在1987年6月19日给原告单位的书面证明：“该公司是作为自动停业处理的企业”，“企业停业以后，一切债权债务问题应由企业主管部门负责清理”。
南昌市郊区工商局发出1986年8月14日通知后，桃花乡工办要求将原公司变更为桃花乡工业供销经理部，郊区工商局没有同意，桃花乡工办便于1986年8月30日向郊区工商局申请，新开办桃花工业供销经理部申报资金2万元，其中流动资金1．95万元。原公司下属三个小门市店铺，由个人承包，也未办理全国统一营业执照换照手续，于1985年7、8月先后撤销。原公司下属的一个副食品加工厂，是用赣州汇来的货款兴办的，于1985年3月成立，经济性质集体，独立核算，由3人承包，原有职工20多人，同年7月8日，换发了全国统一营业执照，因经营亏损，人员逐渐减少，现剩职工5人，濒临倒闭，该厂原值约3万余元的财产有待作价处理。
同时还查明，桃花乡人民政府对这一合同纠纷负有直接责任，原桃花工业供销公司由桃花乡分管的副乡长同意成立，公司的经理由桃花乡政府的办事机构工业办公室聘请，公司成立时谎报有资金15万元，公司与赣州方面签订的钢材合同，向乡领导作了汇报，在合同鉴证前，桃花乡人民政府在合同上盖了公章，致使赣州方确信合同有保障，便汇款256万元给桃花工业供销公司，该公司留下的36万元中，乡工办提取了6万元利润和积累。工办的收入全部由乡人民政府统一支配使用。
根据上述事实，我院依照民法通则第四十七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87年7月28日通知其主管部门桃花乡人民政府作为被告应诉，桃花乡人民政府向本院提出答辩状，否认自己是被告，提出本案被告是桃花工业供销经理部，并同时向本院提交郊区工商局给他们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在确认桃花工业供销公司确已撤销后，又指出“该公司不具备条件”，要求将公司变更为经理部”必须在原办企业的基础上进行，而公司作为自动注销，要办变更手续就没有基础。”这一证明材料对其明显不利。于是，桃花乡人民政府便通过郊区人民政府对郊区工商局进行干预，郊区工商局又于1987年9月16日书面通知桃花乡工办。通知全文是：“1986年8月14日，我局根据市工商局发布的公告，向你们发了责令桃花工业供销公司停业的通知，当时由于没有考虑该公司已进驻区政府工作组，钢材案件没有了结，债权债务尚在清理的实际情况（我院注：该工作组的组长是郊区工商局原副局长现任调研员的胡寿林同志，通知说的这一条理由纯系遁词），也未向区领导请示汇报，将该公司视为自动停业是不宜的，后来，虽然你们兴办了桃花工业供销经理部，客观上是在行使公司的职权，但由于手续不符，对工作组开展工作和该公司清理债务都带来极大不便，你办提出恢复公司的要求，我局经过研究，认为是有客观理由的，因此，决定收回1986年8月14日我局发出的责令桃花工业供销公司停业的通知，并同意恢复公司，但不能经营，同时，撤销你办为取代公司而兴办的桃花工业供销经理部。”桃花乡政府向本院提交上述书面通知的复印件后，我院于9月29日函请省、市工商局，请他们对南昌市郊区工商局9月16日通知是否正确进行审定。省、市工商局的负责同志指出：郊区工商局9月16日通知违反上级的规定，是行政干预造成的，这一通知推翻了1986年8月14日通知的正确性，是不对的，不妥的。
我们认为，南昌市郊区工商局在行政干预下，将已停业撤销的公司予以恢复，且不准经营，使桃花乡人民政府逃避应诉和应承担的责任，不仅不符合工商法规的规定，是不依法行政的行为，而且干扰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类似情况在我省已发生多起，如果对这些不法行政的行为不实事求是分析认定，势必损害法律的尊严和法院的威信。因此，郊区工商局9月16日通知应视为无效，南昌市桃花工业供销公司没有在上级工商部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换照手续，且又不符合公司成立的条件，郊区工商局原来将其作为自动停业处理是符合规定的，公司撤销后，新成立的经理部是一个新的企业，不能取代公司的诉讼地位，为此，我们认为以桃花乡人民政府作为本案被告，符合民法通则、《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清理和整顿公司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以上意见，是否恰当，恳请批示。
1987年11月5日


　　　　　　　　　祖宅埋藏文物的权属认定
　　　　　　　　　　　　——江苏淮安中院判决汪秉诚等诉博物馆返还原物纠纷案



裁判要旨

埋藏或隐藏于公民祖宅且能够基本证明属于祖产的埋藏物，在法律没有明确条款禁止私人拥有的情况下，应判定属于公民私人财产。

[案情]

原告汪秉诚等六人的祖辈居住于江苏省淮安市东长街306号房屋，该地块被列入拆迁范围。拆迁前，原告向拆迁项目部现场办公室及当地居委会反映，其宅基下有祖父埋藏的古钱币若干。原告与拆迁部门没有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房屋即被拆迁。2009年10月13日，该拆迁工地人员挖掘出涉案钱币时，现场有市民捡拾和哄抢，后经被告淮安市博物馆（简称博物馆）挖掘清理出并收藏。2010年4月14日，淮安市公安局清河区分局及淮安市文物局发文对捡拾及哄抢的钱币进行了追缴。经江苏省文物局委托淮安市文物局进行鉴定，上述钱币为机制铜圆，是清代晚期至民国期间钱币，为一般可移动文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淮安市清河区长东街道办事处清淮路社区居委会、越河小区拆迁现场办公室均出具证明：汪秉诚住东长街306号，自2007年4月7日拆迁实施以来，该户多次反映祖宅房屋下有祖父埋藏的古钱币若干。群众也反映其祖父以前做酿酒生意，情况属实。

法院将存放于博物馆的涉案钱币两箱予以现场封存。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博物馆返还涉案古钱币。

被告辩称：依据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涉案的古钱币经鉴定属于可移动文物，故依法属于国家所有。博物馆是依法批准设立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对涉案的古钱币有职责依法收藏。原告主张涉案古钱币为其祖上所埋藏，但其既不能提供这批古钱币的来源、数量、处置等所留下的任何文字凭据，也不能说明古钱币的数量、年代、特征、埋藏的位置等基本事实，故原告称该钱币是其祖上所埋藏，显然不能成立。

[裁判]

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现有证据及法官的内心确信，该批古钱币应当为原告祖辈所遗留。其理由为：第一，从位置上判断，该批古钱币系从原告宅基附近挖出，而原告祖辈即居住在该处，可以排除其他人居住在此予以埋藏的可能。第二，从原告拆迁之前的行为分析，在房屋拆迁之前，原告曾多次向居委会及有关部门反映其宅基下有古钱币。如果之前原告的祖辈没有向其告知地下埋有古钱币，原告不可能会知道宅基内埋有古钱币，而现场出土的古钱币亦印证了原告的说法。第三，涉案古钱币现只有原告出面主张权利，附近居民或其他人没有出面主张。因此，原告所举证据处于优势且可以形成证据锁链，应认定该古钱币系原告祖上所埋。2.涉案古钱币是否应予以返还。虽然文物属于限制流通物，但我国法律并不禁止公民个人合法拥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九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如果能够证明属其所有，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政策又可以归其所有的，应当予以保护。文物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可见，法律允许私人合法拥有文物。本案中所涉的古钱币属原告祖父所埋，属有主文物，原告依法可以继承并合法占用，故博物馆应予以返还涉案古钱币。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博物馆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给原告汪秉诚等六人被依法封存于博物馆的两箱古钱币。

宣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中，汪秉诚等六人提供的其祖父汪礼泉户籍登记载明，“1922年由本市新渡迁入现住地”，即现被拆迁处。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私人可以成为文物的所有权人。汪秉诚等六人能够证明涉案古钱币属其祖父所有，且他们对其祖父的财产依法亦享有继承的权利，故涉案文物为祖传文物，属有主物。2011年11月16日，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祖宅内埋藏的文物是国家所有还是私人所有；如果判令属于私人所有，是否对文物保护工作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文物保护法作为公法，区分了公、私所有权之文物的保护。文物保护法第七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因此，对文物的保护不仅限于由国家保护，其也赋予了私人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此是法律关于遗存文物的国家所有权的一般性规定，不能就此认为境内所有情形下的文物归国家所有。文物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属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祖传文物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文物，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此是法律关于文物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的规定，其区别于国家所有权。其中该条规定了私人所有的祖传文物受法律保护，这也正是判定本案的重要法律依据。

其次，本案文物有主性的判断。本案中，宅院主人在古钱币出土前向有关单位反映的涉案古钱币存在的事实和权属主张之主观说法，为古钱币出土的客观事实所印证。至此，依据主客观一致原则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古钱币的有主性已明晰。

最后，此案的判决不会对文物保护工作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本案诸多证据相互印证，形成有力的证据锁链，能够证明文物的归属；另一方面，该判决维护了公民私权的正当性，体现了对公民私有财产尊重和保护的宪法精神。


本案案号：(2010)河民初字第840号，(2011)淮中民终字第1287号

案例编写人：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作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