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整治城区房地产开发中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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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军工技术转民用科技开发贷款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１９８９年６月７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支持军工技术转民用（以下简称“军转民”）的开发、转让和推广应用，促进军工技术成果商品化，搞活军工企事业单位，加强对“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项目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国人民银行，委托中国工商银行拨出的专项贷款，由国家科委负责贷款的管理，并会同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中国工商银行对申请项目进行审核和跟踪实施工作。


　　第三条　各有关军工部门、军兵种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军工管理机构（科工办或相应机构），对“军转民”工作应有统筹安排。对开发项目应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认真选题、审核、立项，合理安排投资比例，优化使用贷款。

第二章　贷款对象和条件





　　第四条　军工部门、部队的有关企事业单位，军民企事业单位之间实行横向联合的经济实体和军工技术转让的受让单位，且具备实行独立经济核算，有一定技术、自有资金和经营能力，并在工商银行开立帐户等条件的法人，均可申请“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


　　第五条　贷款使用范围：
　　（一）军工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向民用转移过程中的研究、试制及推广应用；
　　（二）军工科技成果转移过程中的中间试验和小型工业试验；
　　（三）军工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或新配套；
　　（四）其它军民合作开发和出口创汇项目等。
　　“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不能用于单纯的扩大再生产、技术改造、土建和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也不能用作流动资金；对基础性研究、中外合资企业的技术开发项目不予投放。


　　第六条　在符合第五条的前提下，“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支持的重点是下列项目：
　　（一）投入少、见效快、经济效益显著的项目；
　　（二）科技成果先进，产品新，能增加有效供给的项目；
　　（三）能出口创汇的项目。


　　第七条　贷款项目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项目实施的基本物质条件（基本建设、有关物资、能源、交通运输等已经落实）；
　　（二）具有完成项目开发的技术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
　　（三）具有项目开发总概算１０－３０％以上的自有资金；　　
　　（四）具有经济实体或相应机构的经济担保；
　　（五）具有当地工商银行的书面预审意见。

第三章　贷款的申请和批准程序


　


　　第八条　各军工部门，各地区负责“军转民”的机构，根据当年的贷款总控制额度，本着突出重点、择优支持的原则，适当考虑地区分布，按贷款项目必须具备的条件，对开发项目进行审定。于每年二月底前将“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项目申请书、申请表和项目可行性报告各５份，报国家科委。


　　第九条　由国家科委会同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中国工商银行对贷款申请项目进行会审，于四月底前，与中国工商银行按报送部门和地区联合下达（国家科委下达贷款项目，银行下达贷款指标）。


　　第十条　限定的贷款控制额度不得突破，不按本管理办法有关条款和规定时间上报的贷款项目，将不予受理。

第四章　贷款项目的管理





　　第十一条　为了搞好贷款的组织管理，负责“军转民”工作的机构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部门、本地区的管理细则。


　　第十二条　项目贷款下达后，地方主管部门应及时与当地工商银行（开户行）取得联系，积极协助项目承担单位落实贷款，并将贷款落实情况于贷款下达后的第二个季度上报国家科委，同时抄报中国工商银行和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部门和地方主管单位，对贷款项目执行情况应进行检查监督和组织协调，并受国家科委委托，对项目进行鉴定或验收，按规定进行成果登记。符合新产品减免税的项目，报国家科委汇总商国家税务总局办理免税。符合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项目由国家科委会同有关部门列入国家推广计划。


　　第十四条　贷款单位每半年要将项目进展情况报国家科委、主管部门或地方的主管机构和当地开户银行。如果贷款单位不履行上述责任，各级工商银行有权终止贷款的发放和使用。


　　第十五条　为了有效地督促管理和用好贷款，充分发挥贷款的作用，并及时地反馈贷款使用和经济效益情况，对贷款收取适当管理保证金。
　　管理保证金收取、退还和使用办法见附件。


　　第十六条　“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期限分为一、二、三年。开户银行按中国工商银行科技开发贷款利率，按季向项目承担单位（借款单位）全额计收。各部门和地区可用“军转民”拨款或机动财力的自有资金予以贴息。


　　第十七条　回收的贷款原则上可继续用于“军转民”科技开发项目，具体由“军转民”主管部门与当地工商银行进行协商。


　　第十八条　贷款必须按项目实行专项管理，单独立帐，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或挪用，更不能虚报支出、隐瞒和转移资金。对违反者，银行有权给予制裁。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科委负责解释。



　　附件：　　　“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项目管理保证金收取办法

　　一、为了使“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申请单位更加重视项目可行性论证，按中国工商银行关于科技开发贷款的有关规定使用贷款资金，认真核算经济效益，适时反馈信息，加强管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对贷款实行按贷出额度的１％一次性收取贷款管理保证金，由中国人民国际技术开发部具体承办。
　　二、贷款申请单位在提出申请贷款时应同时声明同意交纳贷款额的１％的管理保证金，并在贷款申请书上注明开户银行及帐号。
　　三、贷款下达后一个月内必须将管理保证金一次性汇至中国人民国际技术开发部，开户银行：北京工商银行南礼士路分理处，帐号：６５０１１４７。不按期交纳管理保证金者，由经济担保单位支付，或停止贷款的继续发生。
　　四、对严格执行“军转民”科技开发贷款管理办法，项目完成得好并认真反馈贷款使用和经济效益情况的贷款单位，将退回５０－１００％的管理保证金以资鼓励，用于奖励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作出成绩的集体和个人。剩余经费用于奖励在“军转民”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包括管理人员），以及贷款项目的咨询、评估、检查、统计、监督等。

　　《册府元龟·宪官部》里说：“夫宪官之职，大则佐三公统理之业以宣导风化，小则正百官纪纲之事以纠察是非，故汉魏以还，事任尤重，至于选用，必举贤才。”从两汉时候起，担“风宪”之职的监察官员的任命即受到特别的重视，监察官员足够的学识、才干，凛然的风骨、人格，丰富的从政经验、政绩等，都是获得这项任命的必须条件。

一、重气节、修养

疾恶如仇、不畏权贵、清廉自洁、尽忠职守，这是监察官基本的品格要求。身处“权力场”的察人之官，“先正其身，始可行事”，若自身污浊，便无法纠察他人之非法，若是非不辨、贪恋权财、畏首畏尾，也难以胜任纠弹之职，甚至可能与奸佞小人沆瀣一气，败坏官场。宋代司马光曾说：“凡择言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清官包拯亦言，监察官“自非端劲特立之士，不当轻授”。实践中，历代在监察官选任上，都首重德行。汉代作为选官主要方式的察举制度正是以荐举谏官而开其端。唐时“凡所取御史，必先质重勇退者”。明代朱元璋要求担负“六部”对口监察职责的六科给事中“不爱富贵”而“惜名节”，要求他们“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要“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为朝廷、为皇帝不惜身家性命。清顺治年间上谕:内官考选科道必须才德兼优之员，外官必须钱粮全完，且任内“无参罚者”方准行取。康熙帝一再表示：监察官“若挟其私心，天下必不能治。”因而，拣选监察官当以勤谨、廉洁、公正为必须，“若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清代，虽然通过捐纳获得官职之风甚盛，但对于科道官职的授与却一向把守甚严，康熙时就明确规定：“凡捐纳岁贡，不准作正途考选科道。”康熙年间规定:降级还级，革职还职者概不选取，监察官须身无瑕疵，品行端谨。

历史上，耿直刚毅的监察官大有人在。汉代魏相，“为人严毅”，宣帝即位后，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一举荡平专权乱政的霍氏集团，为“孝宣中兴”之功臣，史称“孝宣中兴，丙(吉)魏(相) 有声”。东汉后期的侍御史杨秉，先后任四州刺史，“以廉洁称”，拒百万之贿财于门外，尝以“酒、色、财”“三不惑”自许。唐代御史权万纪“性强直，好直言”，以处事明断得到皇帝称许。清代御史曹锡宝在和?权倾朝野之时，弹劾其家人，目标直指其后台权要和?。这些监察官的非常之举若没有“大丈夫”般的气概与高洁的品格做支撑，是不可能勇而为之的。

二、重学识

监察官非学识渊博、明晓律令者，不可为之。汉代的监察官以熟悉法律令为必须的要求。昭宣时期的于定国，由侍御史迁御史中丞，再升迁御史大夫，历任监察官职。他的律学知识乃从小随父亲学习而得，父死后为狱史。汉武帝时担任御史的张汤、赵禹都是法律专家，曾经参与立法工作，张汤作《越宫律》，赵禹作《朝会正见律》，以习法而见长。由这样的法律专家来执风宪之权，当是驾轻就熟。

隋唐科举制实行之后，监察官多需有科举身份。如宋朝的台谏官90%以上有进士身份，南宋时期即使偶尔有非进士者出任宪官，也须先“特赐同进士出身”。靖康年间，荫补入仕的唐恕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以“有违祖宗条例”为由坚决反对，迫使改任。明洪武年间，在科举考试后要挑选年轻进士入翰林院深造以待重用，名之为庶吉士，其中有一部分人即被指定培养为六科给事中。到清代，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制：只有进士出身才可考选监察官。顺治时规定:“汉官由贡生出身者,不准考选科道”，康熙时曾有上谕:“汉官非正途出身者，虽经保举，不准考选”，这一制度在雍正时曾一度变通，但随之又加恢复。

三、重能力和经验

一个称职的监察官既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又要有丰富的为政经验，要明察事理，洞晓世事，通达治体，否则，空有满腹经纶而无实战能力，仍然无法胜任。为此，自唐代之后的监察官选任中，一般有相应的资历限制，要求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唐代规定，御史必须在地方州县任过职。宋代仁宗时定制，监察官须“两任通判”，孝宗时，监察御史必须有两任县令的经历。明代宣宗宣德年间谕令：“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英宗正统年间又令：“御史缺，从吏部于进士、监生、教官、儒士出身曾历一任者，选送督察院理刑半年，考试除授。”

经验和资历需要一定的年龄“资本”，年龄过轻者不得任职科道，明时规定，监察官“务得公明廉重、老成历练之人”，“进士年三十以上者，方许赴吏部考选授御史职”。但同时，经验老到而年已衰迈无所作为者，也无法受命巡视、执行公务，当然也被排除在外。清时规定，年龄过轻或在65岁以上者不得选充科道官，年过65岁者，不得保荐监察官。

四、重选任程序

在监察官的选任程序上，两汉时期大多是通过察举方式，由地方官推荐入选，一些“才堪用者”也可以因直接得到皇帝的赏识而获得任命。隋代开始，选任权统归吏部。这一改革无疑有助于克服汉代荐举制下“门生故吏”关系带来的官官相护问题。但在唐代，归于吏部的监察官选任权实际上由宰相掌握，由此产生了新的弊端：“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无形中，宰相被排除在监察范畴之外。为解决这一问题，宋代中央一级监察官多由“帝王亲擢”。这一改制使得“权重位尊”的宰相被纳入监察视野，监察权摆脱了相权的控制，同时，又使得监察官的任命更加规范化，并加强了监察官职的权威性。明代时期，实行御史巡按制度，出巡者具有“钦差”身份，选任更加严格：每次选派，必须由督察院层层挑选，拟定两名候选人，然后“引于御前，请旨点选。”即由皇帝点差其中一人，以示慎重。

为了慎重人选，在人品、资历等项考察之后，明清时期还对监察官的选拔实行“试职”制度。明宣德年间规定，进士、监生、教官之堪任御史者，须于各道历政三个月，期满视其表现分为上、中、下三等，上、中二等授御史实职，下等送回吏部另加任用。

五、任职回避制度

为防止由于亲故、同籍等关系而造成的请托、作弊行为，中国古代自汉代开始实行任官回避制度，这其中当然包括作为特殊职务的监察官的任职回避。

首先，监察官员不得与其亲属形成职务上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唐时规定，宰相大臣子弟不得任监察官，以避免父有过，子不便弹劾。《唐六典》规定:“凡同司联事，及勾检之官，皆不得注大功以上亲”，即凡在同一部门职责相联者，及负监察职能的勾检官与同署官员之间，不得有“大功”以上亲属关系。明清时规定，大臣高官子弟不得充任监察官。明时定制：“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凡父兄伯叔任两京堂上官，其弟男子侄有任科道官者，对品改调”。“凡内外官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从卑回避”。

其次，地方官回避本籍的规定，自汉代已经开始，东汉的“三互法”中，官员任职首先要回避的就是自身本籍，这一做法在唐代之后成为定制，监察官选任也须遵从这一原则。地区回避的具体范围在中国古代各时期有不同要求，总的来看，越到后来，回避的范围越大，执行越严格。宋代还规定，与本人或本家族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地区，如本人或其父辈曾经生活过或曾经任职、经商，或有祖产和妻家田产的地区，都在回避范围之内。

明代对官员任职的地区回避问题也比较重视。明初朱元璋时曾实行地方官任用的三大区域互调规则，将全国划为三大回避单元，官员任职须跨地域，实现了所谓“南人官北，北人官南”。

清代规定：“御史应回避本省。”顺治时定制：“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清时不仅任职须回避本籍，甚至官员过问家乡政务也被视为不当。

在中国古代，监察官担负着风宪重任，“纠劾官邪”，“匡辅人君”，选择什么样的人来行使这一权力，至关重要。为此，历代统治者在监察官的选拔任用环节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制度，强化监察官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并在任用过程中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防止亲故关系影响监察职权的公正行使，这些做法为保证监察官职能的有效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